“都有。”
吴良点头,“每个人,都要准备一些材料。诗文、书信、甚至日记片段。要做得像,时间、地点、背景都要能对上。”
张砚感到一阵寒意。这不只是篡改记忆,是直接在创造“历史”
。伪造这些人的文字,篡改他们的形象,让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朝廷宣传的工具。
“这事……您来做?”
他问。
“你和我一起。”
吴良说,“你文笔好,又熟悉这些人的风格。从明天起,咱们就开始。”
张砚想拒绝,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
正月廿五,工作正式开始。
吴良给了张砚一叠资料——黄宗羲、傅山、顾炎武、王夫之、李颙五个人的详细生平、着述目录、诗文风格分析,还有摹形司搜集到的他们的真迹样本。
“先仿黄宗羲的笔迹。”
吴良说,“他写字有特点,起笔重,收笔轻,转折处多顿挫。你练练。”
张砚铺开纸,对着黄宗羲的真迹临摹。他原本就善于模仿笔迹,这是当年被选入摹形司的原因之一。练了三天,已经能写出七八分像。
然后开始“创作”
。
吴良给了大致的方向:要流露出对前明的怀念,但更多的是对百姓疾苦的关切;要承认清朝统治的既成事实,表达一种无奈的接受;要强调“天下”
重于“一家一姓”
,暗示为苍生计,可以妥协。
张砚写得很痛苦。每写一个字,都觉得自己在玷污什么。黄宗羲是他敬重的人,那样一个坚守气节、着述等身的大儒,现在却要被他这个无名小吏,用笔伪造出“软化”
的姿态。
但他不得不写。
第一首诗,他写了三稿才通过。吴良看了,指出几个问题:“‘故国’二字太重,改成‘旧京’;‘忍看’太悲愤,改成‘遥忆’;最后两句力道不够,要再加点‘为生民立命’的意思。”
张砚改。改着改着,他忽然想起那些被修正的口供。当时他也是这样,一笔笔涂掉“不正确”
的细节,改成“正确”
的版本。
原来,他们一直在做同样的事:修正记忆,修正文字。
只不过,以前是对囚犯,对副本,现在是对天下闻名的大儒。
区别在哪里?
他找不到答案。
二月初,完成了黄宗羲的“佚诗”
七首。接着开始伪造傅山的书信。
傅山以医术、书画着称,性格狂放。吴良要求模仿他给友人的信,谈论养生、书画,偶尔穿插对时局的感慨——要表现得豁达,看淡名利,甚至对朝廷的某些政策表示理解。
张砚找了傅山的一些真迹书信来读。傅山的字确实狂,行草夹杂,大小错落,很难模仿。他练了五天,才勉强像个样子。
写信时,他努力揣摩傅山的心态:一个经历国破家亡的老人,晚年专注于医术、学问,是不是真的会看淡一些事?是不是真的会在某些时刻,对当下的太平产生一丝认可?
他不知道。他只能猜测。
写完三封信,吴良很满意。“就是这个味道。要的就是这种‘似有若无’的态度。太明显了假,太隐晦了没用。要让人看了觉得:傅青主虽然不仕,但对朝廷也没那么抵触。”
张砚没说话。他觉得自己像个裁缝,在给这些大儒量身定做“新衣”
。衣服很合身,但穿衣服的人不知道,也不会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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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中旬,开始伪造顾炎武的日记片段。
这是最难的。顾炎武以严谨着称,他的《日知录》考据精详,字字斟酌。要伪造他的日记,必须极小心,不能有丝毫破绽。
吴良给了具体的指示:要伪造康熙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间的几则日记,那时顾炎武正在山西、陕西一带游历。内容可以写沿途见闻,民生疾苦,偶尔穿插对朝廷某些善政的观察——比如康熙减免赋税,比如治理河工。
“关键是那种态度。”
吴良说,“顾亭林是实干家,关心的是实务。让他笔下出现对具体政绩的认可,比让他写效忠的诗文更有说服力。”
张砚读了大量顾炎武的着作。他不得不承认,顾炎武确实更关注实际问题,而非空洞的气节。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他详细记录各地利弊,目的是“经世致用”
。
那么,如果顾炎武看到康熙朝的某些政绩,会不会私下有所认可?
也许会。但张砚知道,自己不是在还原可能的历史,是在创造需要的历史。
他写了几则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