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的数理化课很硬。
老师讲题,不急着给答案。
他喜欢把问题摊开,让学生自己往前走一步。
走错了,也不骂。
只问一句:“再想想,哪里卡住了?”
同学之间也爱争论。
一道题,能从下课争到上课铃响。
有人拍桌子。
有人急得脸红。
有人最后发现是自己漏了一个条件,尴尬地笑。
那时她就把“勤俭敬信”
四个字记在心里。
勤,是肯下笨功夫。
俭,是不浪费一分心力。
敬,是对学问、对师长、对同行都存一份敬重。
信,是说话算数,做事有底。
后来她进了大学任教,仍然没有离开中小学教育。
六十年代初,她参加过为中学生们办的星期日讲座。
她站在讲台前,给一群眼睛发亮的孩子做趣味化学实验。
溶液变色时,孩子们会一起“哇”
出来。
那声音干净、明亮,像夏天突然打开的窗。
她至今记得。
也记得那种被科学点亮的喜悦。
所以这一次命题,她才会那样较真。
不是较劲。
是较真。
她知道,试卷背后不是抽象的分数。
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是夜里点着煤油灯复习的少年。
是插队多年没有放下书本的青年。
是工厂下班后还在背公式的工人。
是田里收完稻子,蹲在门槛上做题的农村孩子。
他们等这一场考试,等了太久。
庐山的日子看似悠闲,实则仍有纪律。
不能单独外出。
不能随便与人交谈。
不能透露任何与命题有关的信息。
有人来访,家人只能回答一句:“不在家。”
这句话,这些天被许多命题老师的家属说过无数遍。
有时是同事来探口风。
有时是朋友带着孩子来请教。
有时是熟人拐弯抹角打听:“你们家那位,是不是参加高考命题了?”
接待吧,犯嫌疑。
拒绝吧,伤感情。
于是封闭管理反而成了一种解脱。
华彤文在庐山想起这些,忍不住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