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就是那个因为“蛊”
立法的朝代之一,《唐律疏议》卷一八里记载:“蛊有多种,罕能究悉,事关左道,不可备知。”
“原来没有蛊啊,怎么民间那么多有关于蛊的传说?”
尉迟敬德还挺好奇,“我都听说过什么蛇蛊、蜈蚣蛊、蟾蜍蛊,原来没有?”
天幕这个态度很明显,尉迟敬德也不傻,能看出来。但是没想到传说了几千年的蛊,竟然不存在?
长孙无忌笑了笑:“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些蛇、蜈蚣、蟾蜍本来就有毒,人们出于畏惧就传说到蛊身上,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就成了各种蛊。”
。
同样是在唐朝,名医许仁则看到这些,摇摇头笑道:“所谓的蛊虫,不过是人心害怕,畏惧爱恨情仇,害怕因为未知事物生病病死,就如同杯弓蛇影,看到影子就以为是蛊虫,自己吓自己。”
他的小徒弟还有些不敢置信:“师父,那如果真的有蛊虫呢?”
“没有如果。”
许仁则直接否决,并且给出例子,“我接过许多自称被下蛊的病患,其中有不少其实就是痢疾,或者其他疾病。”
说完他告诫自己的徒弟:“你要好好学医,民间不懂医术以为是蛊,但是医者不能真的当成蛊去治,你要去发现所谓的蛊到底是什么疾病,才能对症下药。”
徒弟连连点头:“是师父,徒儿记住了。”
伴随着民族融合,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开始有了“蛊”
和“养蛊人”
的说法。
更为落后的地方,往往是被认为有“蛊”
的一方,甚至被
认为的地方自己都认为是如此。()
起初,因为巫术与中原政权,蛊毒故事发生在北方。随着文化经济中心的南移,蛊毒的故事也开始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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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以前,蛊毒都是在北方黄河流域出现。唐宋以后,蛊毒从长江流域蔓延到福建、两广、云贵川等地,尤其是江西、浙江一带;
到明清时期,蛊毒的传说主要见于深山僻壤。
这其中,伴随着文化的碰撞与经济开发。
比如北方人南迁时,不可避免的与南方人产生矛盾碰撞,同时不适应当地环境,感染南方的血吸虫病、疟疾等对于北方人来说很陌生的传染病时,北方人会怀疑自己被善用巫术和毒物的南方“养蛊人”
下蛊了。
即使长期居住让北方人会渐渐认清“蛊毒”
的真相,但是并不会承认自己的误解。
所谓“造谣一句话,辟谣跑断腿”
,在古代经常存在。
只有在经济文化发达之后,污名化才会被渐渐洗脱。
比如广州,曾经被认为是“岭南多瘴气”
的地方,是有“蛊”
的地方,后来因为对外海上贸易繁华,成为了著名的外贸城市,还有谁会说它有巫蛊瘴气?
。
明朝,云南大理,当地人闻言一番冷笑。
“大唐时期,我们这里还是南诏国,从未听说什么蛊毒蛊虫。反倒是如今,被并入中原设置大理府后,中原人就开始造谣说我们‘蓄蛊’,什么虫子都说是我们的蛊虫,既然这么害怕,那还过来做什么!”
在没有与中原文明发生碰撞之前,云南一直自成一体。
唐朝时是南诏国,南宋时是大理国,都没有过“蓄蛊”
的史料。到云南被并入中原,在大明时期改为大理府,就开始有了“蓄蛊”
的污名,中原人对当地人畏惧如虎,仿佛是个人都会养蛊要害中原人。
最可怕的是,其实在双方的交流中,有些有识之士并非没有发现巫蛊之说的荒谬,但是依然选择了附和,选择了污名化。
不仅仅是经常接触所谓“中蛊”
的大夫能发现“蛊毒”
的真相就是一种疾病,不少文人也发现了,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出自己的看法,同样认为“蛊毒”
是疾病,是人们对疾病和未知事物的惧怕,但是很可惜,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伸张。
被传“养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