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安杰把十五根小黄鱼用油布裹了,装在一只旧茶罐里,带去了小港二路。
老瘸子没多话,接过定金,数也没数,只掂了掂分量,就扔给旁边一个半大孩子。他歪着头看安杰:“月底十七,有船。你等信。”
安杰问:“我怎么知道具体时间和地点?”
“会有人告诉你。”
老瘸子说完,便闭上眼睛,像是困了。
安杰转身离开。
她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踩在了刀尖上。
等待出的日子里,安杰开始留心家里人。
她不能告诉他们实情。
安泰若知道她要去找父亲,铁定会疯了。
大嫂若知道,会吓出病来。
安欣若知道,会整夜掉泪。
至于欧阳懿,他若知道,只会在酒后大声说出去。
所以安杰只说,要去上海看一个旧同学,散散心。安泰没多问,只叮嘱她快去快回。
大嫂给她收拾了行李。安欣送她到巷口,塞给她一个平安符,说“小杰,你最近瘦了”
。
安杰握着平安符,在风里站了一会儿。她抬头看海。海面灰蓝,远处的船帆像纸片一样小。
十二月十七,深夜。
安杰没有从家里走。她白天先到许同学家里,以“同学聚会”
为由留宿。天彻底黑透之后,她换上一身灰蓝粗布衫裤,用黑布包了头,从许家后门出去。蒋表哥在巷口等着,骑一辆旧自行车,载她去了港区。
老瘸子的渔船停在一个废弃的小码头边。船不大,单桅,船舱用旧帆布遮着。安杰被安排躲进底舱的渔网堆里。舱底湿冷,咸腥味呛得她几乎要呕出来。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响。
船开了。马达声突突地响,岸上的灯火渐渐远了。安杰闭上眼睛。她想,青岛,再见了。
船在海上走了三天三夜。
安杰蜷在底舱里,分不清白天黑夜。老瘸子手下的人每隔大半天扔下来一块干饼和一壶水。安杰吃一点,喝一点,其余时间都闭着眼。晕船让她吐得昏天暗地,到最后胃里没东西可吐,只能干呕。
第三天夜里,船突然停了。安杰听见头顶有人压着嗓子喊:“到了。接驳船来了。”
她被人拉出来。冷风猛地灌进肺里,她打了个寒战。海面上黑沉沉的,只有不远处亮着一点微弱的灯光。一艘小快艇靠过来,上面站着两个男人。安杰被扶上去,快艇掉头就往南边开。
天快亮的时候,安杰看见了香港的轮廓。
快艇在一个叫香港仔的地方靠了岸。岸上接应的是个中年女人,矮胖,穿着一身黑胶绸,操一口广东话。她把安杰带进棚户区,七弯八拐地穿过无数铁皮房和木脚楼,最后安排在一间小阁楼里。
“你在这里等。安老板的人明天来接你。”
女人说完便走了。
安杰一个人坐在阁楼里。天光从木板缝里漏进来,照亮了满室浮尘。她浑身又冷又潮,脚底磨出了泡,头里全是海盐味。她低头看自己的手,又黑又瘦,指甲缝里嵌着泥。这个狼狈到极点的人,和几个月前青岛城里那个穿着旗袍、坐在窗边看海的安家二小姐,简直不像同一个人。
可她活着。
她从怀里摸出那两样东西:一张汇丰银行的即期汇票,一小包被油纸裹着的钥匙残页。这两样东西,是她在香港重新站起来的全部本钱。
安杰把它们重新收好,躺倒在硬板床上。床板硌得脊背生疼,她却笑了。
她终于到了。
安杰在阁楼里待到第二天中午。
香港仔的棚户区白天比夜里更吵。楼下是鱼市场,鱼腥味和叫卖声从木板缝里挤进来,混着远处船马达的突突声。安杰没怎么睡,天亮后她就坐起来,用冷水简单擦了把脸,把头重新拢好。包袱里的粗布衣裳皱了,她尽量拍平。她不想让接应的人第一眼就看见一个逃难的叫花子。
将近午后,楼下有人敲了三下门。安杰打开门,外面站着一个穿白衬衫、米色西裤的年轻男人,二十五六岁,头梳得服帖,说一口带着广东腔的国语:“安小姐?安老板让我来接您。”
安杰点头。男人接过她的小皮箱,领着她穿过鱼市场,拐上大马路。一辆黑色道奇停在路边,车漆有些旧,但在香港仔这个地段已经算体面。安杰上了车。车子沿着海岸线往中环方向开去,弯弯绕绕,穿过骑楼和山坡上的建筑。
安杰看着窗外的香港。这里和青岛完全不同。楼太高,招牌太密,人太多。可安杰现一个区别:这里的街市没有那股子她熟悉的战战兢兢。买卖人站在路边大声讲价,穿校服的学生咬着面包赶电车,卖花的老妇蹲在街角,和穿西装的人同一条路各走各的。没有大字报,没有“严防阶级敌人”
。这座城市乱,但乱里有一种自由。
安杰没让自己多看。她不是来观光的。
车子停在上环一栋灰白色的唐楼前。年轻人带她上了三楼。推开门,安立平已经坐在里面等着了。房间比德辅道西那个办公室还要小,像一处私人会客室,摆着两张旧皮沙,一张酸枝木茶几。茶几上放着一壶茶,两盏杯。
“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