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九八年我给他开一毛二一斤,他不卖。九九年一毛五,他还不卖。”
“为什么不卖?”
“他说这地里的甘蔗不能出县。”
崔福贵停下来,回头看沈风,“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吗?”
沈风没答。
“我那时候不懂,以为他嫌钱少。”
崔福贵把网兜里的柑橘掏出一个,剥皮,“后来我懂了。他不是嫌钱少。他是有人不让他卖。”
“你什么时候懂的?”
“二〇〇四年冬天。”
崔福贵掰了半个柑橘塞进嘴里,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流,他用手背一抹,“那年有人找我,问我能不能从沈国栋手里,一次拉走三千吨。”
沈风的脚步停住了。
“谁找你?”
“不认识。”
“你收了钱。”
“收了。”
崔福贵把柑橘皮往地上一扔,“定金三成,一百三十二万,是那人先给我的,我再给你爹。你懂这个道理吗?”
“说人话。”
“钱不是我的。”
崔福贵盯着他,“我是个中间人。车开进你农场装一半,那人打电话让我停,让我走,让我什么都别说。剩下那一半,一千五百吨,全烂在地里。”
“为什么?”
“他说,装满三千吨,你爹的地就空了。空了,地就好收。”
崔福贵咳了一声,“收不成,就得等。”
沈风的手在裤兜里握成拳。
“那你为什么不告我爹?”
“我告了。”
崔福贵说,“我在县城的招待所等了七天,让人给你爹递了话,说我要见他。他没来。”
“他在县城找了你两个月。”
“他找的是甘蔗钱。”
崔福贵的嘴角抽了一下,“我要说的不是钱的事。”
风从大棚那边刮过来。两百亩黑膜鼓起,闷响,甜味压得更实了。
崔福贵抬头看那片黑,眼睛慢慢眯起来。
“小沈。”
“说。”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要地。”
“昨天电话里你要一半收成。”
“那是给我侄子听的。”
崔福贵说,“他得有个由头来告你。”
“那你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