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老板说了,今天下午三点,他自己来买票。”
崔明说完这句,走了。
下午两点五十,铁门外的土路就开始起灰。
来的不是黑轿车。
是一辆蓝色的旧皮卡,车斗里还铺着甘蔗渣,后视镜用铁丝绑着。车停在铁门外三米,发动机咳了两声才熄。
驾驶座下来一个男人。
五十来岁,瘦,个子不高,一米六七的样子。灰蓝色的旧夹克,裤脚沾着白灰。头发花白,剃得很短,脸上皮肤黑,颧骨高,眼窝深。
手里拎着一个网兜,兜里装着十几个柑橘。
沈风站在铁门里侧,双手插在裤兜里。
那人走到门前,把网兜往地上一放,抬头看了看那块红漆木牌,看了很久。
然后从裤兜里掏出三枚硬币,从栏杆缝里递进来。
“三块。”
沈风没接。
王猛伸手接了。
三枚一块的硬币,边缘磨得发亮。递硬币那只手的小指,第二个关节以上没了,断口是老伤,皮肉长成了圆头。
“崔福贵。”
沈风说。
“是我。”
“票买了。”
“进得去?”
“进得去。”
王猛推开门。
崔福贵弯腰提起网兜,一脚迈进来,站在土路上,深深吸了一口气。
“甜。”
他说。
“棚里的味。”
“二十年前就甜。”
崔福贵把网兜换到另一只手,“但没这么冲。”
“你走过这条路?”
“这条路是我带人碾出来的。”
崔福贵抬起下巴往东指,“那道水渠也是。九六年冬天挖的,我出的工钱,一天八块,管两顿饭。”
“我爹让你挖的?”
“我求着挖的。”
崔福贵笑了一下,牙很黄,“那年我刚跑甘蔗,认得三十几家蔗农,就你爹这一片地不认。他不肯卖给我。”
沈风转身往田埂上走。“跟我来。”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垄沟边上。周铁柱远远跟着,隔着二十米,手里握着工兵铲。
四月下午三点的日头最毒,土路晒得发白,脚一踩就起一层粉。田埂两边是新翻的地,垄背上插着标牌,蚂蚱从草里蹦出来,撞在裤腿上。
“你爹那人。”
崔福贵一边走一边说,“死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