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说,“兴隆街付掉了,你那间屋在兴隆街,屋里那台座机跟着付掉了。可它在清单上,它没付。”
“对。”
“那就说明这台机子从来不在兴隆街。”
我张开嘴,又合上。
土路上那层米黄色的皮摊着,皮上头那些磨得发亮的边,是我搬进兴隆街那年办的,我妈往那上头打过两百多回。
“白夜。”
“我在。”
“三年前六月十一。”
“说。”
“我在剪辑台上睡了十四个小时。有人在那十四个小时里拿我这个头抵了一笔账,签的是代理。”
“对。”
“那个人在我屋里。”
“对。”
“他走的时候带走了什么。”
窗户上头那口气断了一下。
“座机。”
“他带走了那台座机。”
我说,“所以兴隆街整条付掉的时候,机子不在里头。所以它到现在还挂在清单第二项上头。”
“那这三天响的六回——”
“是他拨的。”
我这个头一寸一寸转向那条土路的尽头,转向那个趴着的灰褂子。
“白夜。”
“说。”
“陆七是记账的。”
“对。”
“他记的账我付得起。”
我说,“他一笔一笔跟我核,核到四百一十六,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他把三十七个人堆到我跟前,让我看清我付不起。”
“他是逼你。”
“他是让我看账。”
我说,“可他记的账,跟这三天电话里念给我听的那六笔,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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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都一样。”
“顺序都一样。”
土路上一点风都没有。
“白夜,归零者的本子在谁手上。”
“在我手上。”
“它怎么到你手上的。”
那头静了很长。长到我以为线又断了。
“林砚。”
“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