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中级法院门口,台阶又高又长。
于龙在台阶下站住,抬头看了眼门头上那枚国徽。太阳正好,麦穗和齿轮亮得晃眼。法院他不是没来过,但以前是跑手续,今天不一样——赵天豪站被告席上。那些脏水、黑稿、匿名信,那些差点把基金会整垮的事儿,今天该有个了结。
刚抬脚要上台阶,花坛那边传来哭声。
不是嚎啕大哭,是压着噎着、哭两声喘口气那种。于龙听惯了这种哭法——小邓在工地顶层这样哭过,小宇在福利院门口这样哭过。人最难受的时候反而不出声,连哭的力气都不够。
花坛边坐着个老太太,七十出头的样子,头全白,用个黑夹子别在耳后。灰布褂子洗得白但干干净净。膝盖上搁个布兜,两手攥着兜口,指节都攥白了。脸上的皱纹被眼泪泡着,阳光下亮一道暗一道。
“奶奶,”
于龙过去弯下腰,“怎么了?”
老太太抬头看他,眼睛红红的,眼眶里还蓄着泪,看人得眯缝着眼。她没说话,先用手背在脸上蹭了一把。
“没事。”
她摇头,“没事。我就……坐坐。”
嘴上说没事,眼泪又下来了。
于龙没走。他在花坛边坐下,隔了半个身位,不远不近,刚好不让人紧张。
“您也是来旁听的?”
老太太愣了下。“也?你是——”
“于龙。”
他指指法院大门,“赵天豪那案子,我是证人。”
听到那三个字,老太太脸色一下变了。不是愤怒,是比愤怒更深的东西——像有人往她心里某个旧伤口上又扎了一刀。嘴唇开始抖,一只手攥着布兜,另一只手抬起来想说什么,抬一半又拍回膝盖上。
“那个天杀的。”
声音很低,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往外挤,“我攒了三十年。三十年。”
于龙没接话,等她往下说。
“二十万。”
她伸出两根手指,在风里颤巍巍的,“棺材本。老伴走时留的,我自己攒的,全在里头。说是什么养老项目,每月返息——头三个月真返了。第四个月人就联系不上,电话打不通,公司门关了。我去派出所,派出所说涉案金额太大,等着走程序。”
说到这儿停住了,眼睛看着法院大门,像在看很远很远的东西。
“儿子前年走的,肝癌。儿媳妇带孙子改嫁了,嫁到外省,一年打不了两通电话。”
她把布兜摊开,里面一沓纸——存折复印件,合同,报案回执。每张纸的折角都磨白了,不知翻过多少遍了,“就想钱追回来,给孙子寄点。他念初中了,个头蹿得快,去年裤子今年短一截。”
于龙看着那沓纸。磨白的折角,起了毛的布兜,老太太指节上突起的骨节。这种事他见太多了——不是新闻里那种动辄上亿的案子,是实打实的二十万,三十年的积蓄,一个老太太没了儿子之后咬牙攒的棺材本,还想着省出一点给孙子买条裤子。
胸口堵得慌。不是义愤填膺那种堵,是闷的,沉的,像压了块石头。
“奶奶,您怎么称呼?”
“姓孙。孙秀兰。”
“孙奶奶。”
于龙手伸进兜里,摸到钱包,停住了。不是舍不得——直接给钱不对路。这老太太能一个人跑到法院门口坐着,能攥着材料翻来翻去,不是那种等着人施舍的人。她缺的不光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