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指着第一张照片。
大脚哥盯着看了很久,忽然说:“我见过这个人。四年前,东港一个招标会上,他跟在一个老板的后面。但招标结束后,有人看见他上了商务局副局长的车。”
“白手套。”
我明白了,“替人打理不方便出面的事。”
“那这些汇款呢?”
蓝天翻着流水单,“二百九十八万,不是小数目。陈永明一个小商货的老板,哪来这么大生意?”
“不是生意。”
我点了点那个境外账户的备注栏,那里有一行小字英文缩写,“他是在洗钱,替人。”
“赵?”
大脚哥猛地抬头,“赵勇?”
东港赵勇,九十年代靠砂石起家,现在手底下有建筑公司、物流车队,还控着两个码头。赵勇年轻有为,29岁,他不轻易出面,但东港黑白两道,都得给他三分薄面。
“如果真是赵勇,”
蓝天缓缓说,“那陈永明就是他放在都江的棋子。冯桂林当年挑脚筋的那个舞厅老板,是赵勇的远房表弟。”
所有的碎片,在这一刻忽然拼合了。
这不是简单的寻仇,也不是地盘争夺。这是一场迟到了多年的清算,而冯桂林,只是棋盘上第一个被盯上的卒子。
赵三爷要借陈永明的手,不仅除掉冯桂林,更要试探东港新崛起的势力——我们。
“晚上八点的见面,”
大脚哥的声音干涩,“是局。”
“是局。”
我承认,“但我们已经入局了。现在退,冯桂林就很危险,我们在都江刚刚铺开的人心也就会散了,更不要说激情。曹小泉他们会怎么想?那些还在观望的人会怎么想?”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隔壁电视的声音,在播天气预报,说今晚都江有雷阵雨。
窗外,第一道闪电划过天际,把房间照得惨白一瞬。紧接着,闷雷滚过江面,像巨兽的低吼。
晚上七点十分,曹小泉过来了。他浑身湿透,不知道是汗还是雨。
“金丝眼镜查到了。”
他喘着气,“真名叫沈文渊,三十五岁,明面上是‘江汇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实际是赵勇的人,跟了他八年。陈永明是他同学,三年前被安排到都江。”
“泥瓦匠那边呢?”
“喝了。”
曹小泉抹了把脸,“他说,冯桂林救他那年,他老婆刚查出尿毒症,女儿才五岁。冯桂林给了他一万块钱,没留名,是后来他女儿看见冯桂林在工地旁吃盒饭,认出来的。他说,只要冯桂林需要,他家那间小平房,永远有张床。”
我点点头,没说话。有些债,不是钱能还清的;有些情,也不是利益能衡量的。
七点三十分,我们四人出发。雨已经下大了,打在出租车的窗玻璃上,像无数只细小的手在拍打。
渔具厂在都江南郊,以前是国营厂,改制后倒闭了,厂房大多废弃。出租车只能开到路口,剩下的路要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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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里的废弃厂区,像一头匍匐的巨兽。残破的厂房黑洞洞的,风穿过破碎的窗户,发出呜呜的哀鸣。只有最深处那间仓库,从木板缝隙里漏出一点微弱的光。
我们踩着积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大脚哥走在我左侧,手里握着一根从路边捡的铁管;蓝天在右,他的背包里装着那把削得极尖的铅笔;曹小泉垫后,时不时回头张望。
离仓库还有五十米时,我停下脚步。
“怎么了?”
大脚哥问。
我指了指地面。
积水映着远处路灯的微光,能看见几道新鲜的车辙印,不是轿车,是面包车的宽胎印。
“他们已经来了。”
我说。
仓库的门虚掩着。我上前,推开。
里面比想象中宽敞,堆着废弃的渔网、生锈的绞盘,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和霉味。
正中央吊着一盏应急灯,惨白的光圈下,摆着一张破旧的麻将桌。
正对门的是冯桂林。他比我想象的憔悴,穿着普通,手里攥着一把锥子,却遒劲有力。
他身后站着两个人,一个膀大腰圆,双臂抱胸;另一个瘦高,手一直插在衣兜里。
左边是一个平头,穿着皮夹克,正慢条斯理地摆弄着一副麻将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