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了一声。
临挂电话的时候我说了句:“等你回来跟我说的那件事,我等着。”
电话那头安静下来,吵闹声退到了很远的地方,两秒钟的空白,红姐轻轻“嗯”
了一声,就挂了。
我把烟头按灭在台阶上,上了车,重新靠在座位上闭眼的时候,脑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翻出来,自己排了个队。
林耀祖跑了,手机号作废,人间蒸,周建华请病假烧材料,给自己擦屁股,一个断了半截手指的陌生男人在我家附近转悠,红姐脑子里装了件事不肯说。
单独拿出来看,每一件都不算大,但搁到一块儿,味道就不对了。
年后回广州,不会太平。
晚上九点多,大巴到了老家县城的车站。
一下车,冷风从领口灌进去,直接冷到骨头缝里,广州的冬天再冷也就是阴,老家这边不一样,干冷,风刮在脸上生疼。
我裹紧外套,拎着帆布包走出车站大门。
搭车回镇上,在我下车的地方,远远看见路口站着个人。
军绿色棉袄,手里拎着个保温壶,缩着脖子,在风里头不知道站了多久了。
是我妈。
我走过去,喊了声妈。
她抬起头,眯着眼看了我两秒钟才认出来,然后笑了,伸手在我脸上摸了一把。
“瘦了,黑了。”
保温壶里是姜汤,她怕我坐车冷,专门熬了带过来的,壶的外面裹了一层旧毛巾保温,拧开盖子热气还在往上冒。
我仰头灌了两大口,辛辣的姜味从嗓子一路烫到胃里,整个人从里到外暖了一层。
走在回村的土路上就全黑了,手电筒的光晃来晃去照着脚底下的碎石头,我妈絮絮叨叨说了一路。
隔壁王婶家的儿子结婚了,摆了十二桌,她随了五十块的礼,村头那棵老槐树入秋的时候被雷劈了半边,烧焦的树干倒在路中间,村里人锯了三天才清干净,家里的母鸡上个月突然开窍了,天天下蛋,她一个都没吃,全攒在米缸里等我回来。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搁在广州我听都懒的听,但走在这漆黑的土路上,我妈的声音碎碎的响在旁边,心里一直紧绷的感觉,从红姐被绑架开始就没放松过,竟然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松开了。
到了家,堂屋的灯亮着,桌上摆了三个菜,一碗腊肉炒蒜苗,一碗酸菜鱼,一盘炒花生米,全用碗扣着保温,掀开来还是热乎的。
我把金项链从包里掏出来,报纸拆了,打开盒子搁在桌上。
我妈一看就急了:“你买这个干嘛!多少钱?”
“不贵。”
“什么叫不贵,金子还有不贵的,你挣钱也不能这么花!”
嘴上骂着,手已经把项链拿出来了,在灯底下翻来覆去的看,然后站起来对着墙上挂的那面小圆镜戴上,歪着头照了好几遍,手一直摸着锁扣的位置,舍不得放下来。
我趁她高兴,试着开了个口。
“妈,我在广州谈了个女朋友。”
我妈的手停在项链上,脑袋从镜子那边转过来,眼睛一下子亮了。
“多大了?”
“比我大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