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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章（第3页）

到了漠河，零下三十多度。晏城穿着最厚的棉袄，还是冷。林芝把在松岭时的狗皮帽子都翻出来了，帽子早就旧了，毛也塌了，但帽檐上还有当年晏城缝的针脚。他把帽子扣在晏城头上，晏城没摘，帽子把耳朵捂住了，捂得严严实实。

他们站在界碑旁边，看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江面冻得瓷实，雪没过脚踝。林芝怕晏城滑倒，扶着他，晏城说不用扶，林芝没松手。太阳很低，挂在树梢，光线软绵绵的，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淡而长，投在雪面上，像两棵老树的枝丫。

“晏城哥，你说这雪，跟松岭的像不像？”

晏城蹲下去，抓了一把雪。手套太厚，攥不住，雪从指缝漏下去，落在鞋面上。他没再抓，站起来说松岭的风比这儿硬。那年冬天你刚来松岭，穿着单鞋，脚冻得走不动路。林芝愣了一下说你还记得。晏城没接话。他摘下一只手套，把手伸进军大衣兜里，在里面摸索了一阵，然后把林芝的手牵了过去。两个人的手指头在衣兜里慢慢交握，谁也不说话。

漠河那趟回来以后，林芝觉得差不多了。地方走过了，雪看够了，人也累了。陈小明打电话来问要不要再去海南，林芝说不去了。陈小明说那边暖和，林芝说暖和也不去了。晏城在旁边听见了，没吭声。林芝挂了电话，问他你想去就去，晏城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那年底，林芝把那盏煤油灯从储物间找了出来。灯座落了灰，他用软布擦干净，又擦了一遍。灯罩没碎，灯芯已经烧没了，只剩下铁皮灯座和玻璃灯罩。他试着拧了拧开关，旋钮和铁皮锈在一起拧不动。晏城拿过去，用机油润了几分钟，旋钮转开了，铁皮的锈迹也没擦干净，他不再费那个功夫了。

他们没再点灯。林芝把灯放在阳台的茶几上，和那两棵枣树并排放着。白天晒太阳，晚上看月亮。煤油灯在阳台上一放好多年。铁皮上的锈迹在深圳的潮气里蔓延开，遮住了当年他轻手涂上去的那层薄薄的防锈油。

第114章回

从漠河回来以后，林芝在阳台上摆了一把新椅子，放在晏城那把旧椅子旁边。两把椅子并排，朝着深圳湾的方向。每天傍晚，他们坐在那里，看太阳落下去，看灯亮起来。晏城的话越来越少，林芝也是。但两个人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觉得尴尬。风吹过来，枣树叶哗哗响，像是有人在说话。

贵州那所学校的银杏树长得老高了。孙大勇去看了，站在树下拍了张照片过来。照片里他穿着件旧棉袄，头全白了，但腰板挺直，对着镜头竖大拇指。小李在底下评论说他又胖了，孙大勇回了个翻白眼的表情。林芝看着那张照片笑了，晏城凑过来看了一眼，说还行。

孙小勇的闺女考上了大学，去了北京。孙大勇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我孙女，考上北京了。人家问哪个大学，他说北京体育大学。人家说那是好学校，他说那当然。孙小勇在边上说是考上了，以后出来当体育老师。孙大勇说体育老师也是老师。孙小勇没跟他争，给他倒了杯茶。

周念恩和林晓还在成都，房子换了更大的，四室两厅。张秀英每年去住几个月，帮他们做饭、收拾屋子。周建军退休后也跟过去了，白天在小区花园里下棋，傍晚去幼儿园接孙子。有一次林芝给他打电话，问他接孙子是啥感觉，周建军想了想，说腿酸。

张秀英在厨房里喊了一声，电话那头模模糊糊听不真切。周建军应了一声，匆匆说了句你保重，就把电话挂了。林芝握着手机听了一会儿忙音，才把手机放下。

刘建芳在大理的民宿扩大了。她把隔壁的院子也租了下来，打通，做成书吧和茶室。生意更好。客人来自天南海北，有的走的时候说刘姐我下次还来，有的说刘姐我介绍朋友来。她淡淡笑着，说不谢。每年春天她会回深圳一趟，给王凤娟和李树生上坟，给林芝和晏城带一箱自己晒的玫瑰花茶。花瓣是大理院子里种的，开得正盛时摘下来，铺在竹匾上，在大理的日光下慢慢晾干。玫瑰的香味冲得很。

“建芳，你一个人，不孤单？”

林芝有一次问她。她正在泡花茶，头也没抬说不孤单。林芝没再问。她把茶端给他，说这里有院子，有花，有书，有客人，够了。

松岭中学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晏阳站在校门口，看着孩子们拖着行李箱往外走，有的大包小包，有的轻装简行。他们跟他招手喊晏校长再见，他微微点头，说路上小心，到了报平安。人群散尽后他一个人站了很久，转身慢慢走回校园里去。银杏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金黄色铺满了整条校道。

班主任递来一份请假条，说一个学生家里实在供不起了，下学期可能不来了。晏阳拿着那张纸去了一趟那个学生老家。山路不好走，班车换小巴，小巴换摩的，最后一段全靠步行。他站在一间漏雨的土坯房里，把下学期的学费和杂费都给付了。他走的时候学生的母亲追出来，手里塞给他一塑料袋鸡蛋，硬邦邦的，还带着母鸡的体温。他说不用，学生母亲说您路上吃。鸡蛋他一个没吃，带回深圳煮了，壳上磕出细纹，蛋黄的成色很足。

林芝后来听说了，什么也没说。他给基金会打了一笔钱，指定用来资助松岭中学的贫困生。晏阳知道后给他打电话，电话那头声音很小：“林芝哥，够了。我也能动。”

林芝说知道你能动。两个人在电话里沉默了一阵，晏阳先挂了。

那几年林芝和晏城又去了几个地方。不赶时间，不急着走路。有时开车，有时坐火车，有时坐飞机。晏城的腰越来越不行了，坐久了站不起来。林芝每次扶他，他都推开说不用，推了几次林芝还是扶。久而久之晏城也不推了，由他扶着。

每到一个地方，林芝会找当地的邮局，寄一张明信片回深圳。收件人写的是松岭大厦顶层，地址栏写着自己的名字。每张片子背后都只有日期和地名，没有一句正文。晏城在边上等他，把邮票贴端正，交给柜台。柜员问还寄别的吗，林芝说不寄了，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补寄给晏阳，地址是松岭中学。晏阳后来把那些明信片收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一张也没丢。

甘肃那所学校的操场铺了塑胶跑道后，孩子们上体育课再也不用担心摔破膝盖。校长打电话来说，有个学生跑得快，被省体校选中了，是跑道太好的缘故。晏城说不是跑道好，是他跑得快。校长在电话那头笑了，说晏总您说得对。

校长又问晏总您要不要跟他说两句，晏城说不用，他又说让他好好跑，别受伤。后来那孩子在省运会上拿了奖牌，校长又打来电话，晏城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四川那所学校建在半山腰上，冬天冷，教室里要生炉子。周念恩在设计时专门做了烟道，炉子放在墙角，烟囱穿过天花板从屋顶伸出去。周念恩自己也没住在工地，但隔段时间就去看，暖气片烫不烫，排烟顺不顺。晏城去验收时蹲下来摸每一组暖气片，最角落里那间教室冒了点凉气。施工队返工，把那间教室的暖气管道重排了一遍。

晏城说孩子脚冷就不爱走动，不走动身子就不暖。周念恩站在旁边没说话，等晏城站起来了才说晏叔您比我细。晏城说不是细，是老了怕冷。周念恩才觉晏城说话的时候一直把右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指节蜷着没伸直过。

林芝有一次整理东西，翻出了当年那些信。信封已经泛黄了，边角卷起来，有的还用透明胶带补过。他把信捆好，用红绳扎着，放在李树生的木雕旁边。晏城看见了，没说话。林芝说这些信你还留着啊，晏城嗯了一声。林芝又说我也留着，晏城没应。两摞信挨在一起，一摞是晏城写的，一摞是林芝写的。

那些信里藏着他们最好的年华。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有的洇开了，有的模糊了。林芝想拆开看看，犹豫了一瞬，又放回去了。晏城在边上说留着吧。那些信后来被林芝锁在床头柜的抽屉里，钥匙放在李树生刻的一只木头小鸟的翅膀缝里。小鸟栖在抽屉边沿，翅膀的缝隙刚好卡住那把极小的黄铜钥匙。它的翅膀没有合拢过，钥匙也没取下来过。

孙大勇的身体也不如从前了。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小李说他三高，他说三高算什么，我当年在工地，十层楼一天爬八个来回。小李说那是当年。孙大勇不吭声了。他每天早晚出门走路，绕着小区走，一圈，两圈，三圈，走完在凉亭里坐一会儿。跟他一起走路的都是退休老头，有的比他还老。他们边走边聊，聊退休金，聊儿女，聊身体。孙大勇从不聊深圳的事，聊他在深圳盖的那些楼。那些老头说深圳啊，我去过，高楼大厦，挺漂亮。孙大勇想说他盖了其中的几十栋，想了想，没说。

周建军一直在学二胡，学了两年，还拉不成调。邻居投诉了好几次，张秀英让他去公园练，别在家里扰民。他每天下午背着二胡去公园，找个没人的角落，一拉就是一个多小时。林芝有次路过那座公园，循着一路的二胡声找到凉亭，看见周建军坐在那里，低着头，弓子在两根弦间笨拙地推拉，手指在琴杆上慢慢找位置。他站在树后听了一阵，没有过去。晏城问他是谁在拉。林芝说建军。晏城没再问，站了片刻先转身走了。林芝又听了一会儿，旋律还是不连贯，但有几弓意外的干净，拖在风里像一句没说完的话。

刘建芳在大理养了一条狗，黄狗，土狗，从路边捡的。刚捡回来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养了半年胖了两圈，毛色亮，跑起来耳朵一颠一颠的。她给狗起名叫“小松”

，她说小松是小松岭的松。小松每天跟着她去菜地，她去浇水，它趴在田埂上晒太阳。她蹲下来拔草，它也凑过来用鼻子拱土，拱得满脸是泥。她去寄明信片的时候，小松蹲在邮局门口等她，尾巴在石阶上扫来扫去。她偶尔会给林芝打视频电话，把镜头对着小松，说林哥你看，小松又胖了。林芝在屏幕那头笑，晏城也凑过来看，说还行。小松对着镜头叫了一声，尾巴摇得更欢了。

松岭小学基金会那几年资助了几百个学生。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已经毕业工作了。他们写信来，有的写得很长，有的写得很短。信的内容各有不同，但信纸上开头那几个字都差不多“我叫某某某，家住某某村，现在在某某大学读书。感谢林叔叔、晏叔叔、孙叔叔、周叔叔、刘阿姨、王奶奶、李爷爷……”

那些称呼挤在一起，读了让人鼻酸。负责台账的小姑娘把每一封都按年份、资助人和学生姓名归档。林芝从来不看这些档案，晏城一次也没借过。

但后来林芝看到一封落款地址写着“贵州松岭小学”

的信，信是张国强写的，他不认识，信纸边角缺了两块，被虫蛀过更早之前的痕迹了。张国强在信里说他已经大学毕业了，在县城当老师。他教语文，也教体育。他说他念书那几年，冬天教室里有暖气，夏天有风扇。他说他坐在亮堂堂的教室里，常常想起那些资助他念书的人。他说他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当了老师以后，每年开学第一天，都会在黑板上写四个字“松岭小学”

。

没有署名，那行字写在信纸背面最底下，铅笔写的，淡得快看不清了。林芝刚把信纸翻过去，晏城从背后走过来把信抽走，慢慢把那行淡得快没有的铅笔字看完了。他把信纸还给林芝，等了一会说张国强，这名字取得好。国强。不是国，是国强。林芝没问他这有什么讲究，晏城也没解释。

那年底，林芝和晏城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深圳的冬天不冷，阳光暖洋洋的，晒得人昏昏欲睡。晏城靠在椅子上，盖着一条毯子，眼睛半闭着。林芝在旁边看书，看了一会儿也看不下去了，合上书放在膝盖上。

“晏城哥，你还记得那年咱们在松岭，你帮我搬行李吗？”

晏城没睁眼，嗯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