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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章（第2页）

基金会是那年冬天成立的。名字叫“松岭小学基金会”

，陈小明挂名理事长，实际管事的是一帮年轻人。林芝把自己这些年的积蓄捐了大半出去。晏城问他是不是捐太多了，林芝说够用了。晏城没再问，把自己的存折也放在桌上。林芝打开看了一眼，比他预想的多。他没算错只是没想到晏城这些年攒了这么多，更没想到他连问都没问就全摆了上来。

刘建芳捐了最大一笔。她在电话那头说，李叔和王婶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给他们积点德。林芝说他们不需要这个也能积德。刘建芳笑了，说她也是松岭出来的人，该出一份力。

他们把第一笔助学金到了贵州那所小学。十来个孩子，每人每学期几百块。钱不多，但够他们买书本、交学费了。孙大勇去的，他站在那里，拿着名单一个一个念名字。孩子们上来领钱，有的说了谢谢，有的鞠了躬，有的低着头不敢看他。孙大勇把红包递到他们手里，说好好念书，以后考大学，伯伯供你们。

第二年，云南的学校也建起来了。

刘建芳在电话里跟林芝说，大理下面有个县，比贵州那个还穷。路不通，学校塌了半边，孩子们在露天上课。林芝去看了，路修到一半就得步行，翻过两道山梁，下了一道深沟，鞋子缝里扎满细刺。刘建芳已经在村里住了好几天了，跟村民们一起吃苞谷饭，晚上睡在村委会的木板床上。

“建芳，你辛苦了。”

林芝站在那块规划成校园的空地上，脚底下全是碎石子。

“不辛苦。比在店里做旗袍有意思。”

晏城蹲下来摸土质，石头太多，地基不好打。他跟林芝说，要用钢筋混凝土，地基得挖深。林芝说那就挖深。刘建芳说钱不够她再出。晏城站起来，掸了掸膝盖上蹭的灰泥，说够，就是慢点，急不得。

学校建了快一年。刘建芳在那边的村子待了两个月，晒得黝黑，手上磨出茧子，徒弟们打电话来说店里出了新款让她回去看看，她说晚点再说。当地人不知道她是个老板，只晓得她是“刘姐”

，是从大城市来帮他们盖学校的。

林芝问她累不累，她说累，比缝纫机踩一天还累。但有意思。晏城听了一耳朵，没接话。过了一阵他补了一句有意思就行，脸也没转过来。

那些年他们走了很多地方。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青海。每一站都捐建一所学校，每一所学校都叫“松岭小学”

。林芝没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晏城也没意见。

四川那所学校的选址在一座半山腰上，远处能看见雪山。周念恩义务做了设计，没要一分钱设计费。他用当地的石材，结合地形，把学校嵌在山坡上，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周念恩跟林芝说：“林叔，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设计。”

林芝说图纸比实物好看，周念恩愣了一下。林芝又说等你建好了我再来看，周念恩说好。林晓跟着他进山驻扎了两个月，天天跟施工队吃住在一起。周念恩有一次去看现场，现林晓正蹲在脚手架上跟工人比划。他没喊他，林晓也没看见他，一直蹲在铁管上画图、解释、擦汗。周念恩后来才跟林芝说这孩子比他当年拼多了。

林芝说像你，周念恩没接话，低着头看自己的皮鞋。

晏城去验收的时候，站在操场上，扶着栏杆看远处的雪山。风很大，吹得他头全白了。他说还行。林芝问他雪山好看吗，晏城说好看。林芝说那就多待两天，晏城说不用，下山路不好走，趁天亮早点回。

下山的时候林芝开车，盘山路又窄又弯，林芝握方向盘的手攥得白。晏城坐在副驾驶上，隔一阵说一句“慢点”

“前面有石头”

“让一下那个拖拉机”

。林芝一一照做，没嫌他嗦。拐过最后一个弯，前面豁然开朗，远处那片山间坝子在暮色里泛着碎金似的光。晏城没再开口，林芝瞥了他一眼，他已经靠在座椅上睡着了。林芝把空调调小了一档。

甘肃的那所学校在戈壁滩边上，风沙大，太阳毒。孩子们的脸上都红红的，嘴唇干裂起皮。晏城蹲下来给一个小女孩擦脸，小女孩不怕生，盯着他的脸看了好一阵，忽然说了一句“爷爷你脸上有皱纹”

。晏城嗯了一声。林芝在边上说这个爷爷年轻时候比你跑得还快，晏城没反驳。小女孩不信，缠着晏城跑一个，晏城跑了两步，膝盖疼，停下来。小女孩笑了说爷爷骗人。晏城也笑了，褶子被风掀开又合拢。

林芝在边上看着，没笑。

那所学校的操场晏城坚持要铺塑胶跑道。孙大勇打电话来问，戈壁滩上铺什么塑胶，风沙一刮就埋了。晏城说铺上，孩子们摔倒不疼。孙大勇没再问，让施工队照办。小孩子们的体育课终于敢撒开腿了。晏城后来再去，塑胶跑道上几个孩子在追。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摔了一跤，拍拍膝盖站起来继续跑。晏城在边上站了一会儿。林芝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过了片刻晏城转身走向校门口，林芝跟上去，听见他说“没哭”

，声音很轻，风一大就飘散了。

松岭小学基金会成立那年的年会，林芝没去。陈小明在台上讲话，说松岭这些年捐建了多少学校，资助了多少学生，拿了多少奖。台下坐着的人很多都不认识林芝了。孙大勇在台下坐着，听到“林总”

两个字的时候眼眶又红了。小李在旁边给他递纸巾，他摆摆手没接，用手背使劲蹭了一下眼角。

那一年，林芝把便利店的灯芯从抽屉里翻了出来。煤油灯的灯芯烧了大半辈子，断成了两截，用胶布缠着，他一直没扔。那卷灯芯搁在床头柜最里层，压在一叠旧信和黑白照片底下。那天下午他把灯芯取出来，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灯芯已经黑透了，胶布也松了，边角翘起来沾着灰。晏城走过来问他看什么，林芝把灯芯递给他。晏城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攥进手心里也没再问。

后来他说了一句“留着吧”

。林芝把灯芯重新放回抽屉，把抽屉推上了。

基金会越做越大，资助的学生越来越多。林芝和晏城每年出去一两趟，不是去捐建新学校，是去看看那些已经建好的学校。看看孩子们长高了没有，看看课桌椅坏了没有，看看操场上的塑胶跑道还完不完整。孙大勇退休后也跟着跑了几趟，反正他闲不住，在家待几天就浑身不自在。小李说他不是在工地就是在去工地的路上，孙大勇不承认，说自己也会做家务，昨天还洗了碗。小李说你把碗打碎了俩，孙大勇不吭声了。

有一次他们路过贵州那所学校，当年的校长已经退休了。他站在校门口等他们，头全白了，背也驼了，但声音还是那么洪亮，老远就喊林总、晏总、孙总。孙大勇笑着说还是叫大勇吧。老校长带他们去看了操场边新种的树，说是上一届毕业生种的。种了一排银杏，秋天叶子金黄。晏城站在银杏树下，仰头看了看，没说话。林芝问他要不要种一棵枣树，晏城说枣树在松岭就够了。

那天傍晚，三个人在学校门口的小馆子里吃了一顿饭。孙大勇又喝多了，红着脸说贵州的茅台好喝，林芝说那是习水大曲，不是茅台。孙大勇说都一样，都是酒。

刘建芳在大理的民宿开得越来越红火。她每年接待不少客人，有的从北京来，有的从上海来，有的从国外来。客人不知道她以前是做旗袍的，只知道这个老板娘话不多，但做菜好吃。店里的墙上挂着李树生和王凤娟的合影，老照片，黑白，边角黄。那是林芝翻拍的，专门送了她一幅。客人问她照片上是谁，她说爸妈。客人说您爸妈真精神，她没纠正。

每年她会在松岭小学基金会捐一笔钱，不多不少，够一个孩子读到大学。林芝说不用每年捐，她说习惯了。她把那些孩子的来信一封一封收在抽屉里，和李树生刻的那朵玉兰花放在一起，用牛皮纸信封封好。信上有的字歪歪扭扭，有的句子不通顺，但每封她都看。看完折好装回去，信封上什么也不写。

有一年一个受资助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来信说想见她。刘建芳去了那个孩子的老家，在四川乡下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两个小时的中巴、又搭了一位老乡的摩托才到。孩子站在村口等她，穿着一件洗得白的校服，手里攥着一把野花。刘建芳接过花，没哭，把花插在民宿大堂的老陶罐里，过了好一阵花瓣全蔫了也没扔。后来那片花瓣夹在她床头一本闲书里，又干又脆，手一碰就碎。

松岭中学办了几十年。晏阳站在校门口，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进进出出，头从黑变灰，从灰变白。教学楼翻新了好几回，操场也换了好几次塑胶跑道，只有校名石上的字还是他自己写的，瘦金体，骨力清劲，一笔都没补过。

林芝有时路过学校，会停一下，隔着铁栅栏往里看一眼。晏阳在操场上，跟一个年轻老师说话。他瘦了，背也驼了，但站在那里，腰板还是直的。林芝不走进去，看一眼就走。晏城问他怎么不进去，林芝说没什么事，晏城看了一眼晏阳，也没再问了。

晏阳至今未婚，住在学校旁边的教工宿舍里。客厅不大，书从地板摞到天花板，都是教育类、文学类，还有一些学生送的毕业纪念册。他每天早上去学校，晚上回宿舍，周末就去图书馆翻期刊。逢年过节，学生会来看他。有时候是刚毕业的，有时候是毕业多年的。他们带着孩子来，喊他“晏校长”

。孩子喊他“爷爷”

。他应着，从抽屉里拿出糖果，每个孩子分两颗。糖果是楼下小卖部称的散装硬糖，什锦口味，年年不重样。他叫不出每种糖的名字，但知道哪个味儿甜。孩子们走的时候，他会送到楼下，站在单元门口，目送他们走远。

林芝和晏城去漠河看雪，是孙大勇撺掇的。孙大勇说你们走了那么多地方，都是往南，往北也去去。林芝问晏城去不去，晏城说去。林芝说那地方零下三四十度，晏城说不让冻着。林芝又说你身体吃得消吗，晏城说试试。

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林芝嫌远，晏城说不急。窗外的风景从绿到黄，从黄到白，站台越来越小，车厢里的人越来越少。车窗上结了霜，林芝在玻璃上写了一个“松”

字。晏城看了一会儿，用手指在旁边加了一个岭字。两笔，写得很慢，车窗上洇出一层薄薄的水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