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那个问,周哥你爸现在还在工地吗。周念恩说在。华南理工那个说,那你爸是建筑世家。周念恩摇摇头,没再说话,把面前那杯酒喝了,付了账起身回家。
孙小勇的体育生涯遇到了瓶颈。他的成绩一直卡在二十秒六左右,进步很难。教练说他技术差不多定型了,想要突破很难。孙小勇不甘心,每天加练,别人跑十个二百米,他跑十五个。孙大勇打电话问他训练怎么样,他说挺好的。孙大勇没再问了,挂了电话,坐在沙上看电视。过了一阵又叫小李过来坐下。
“你说,小勇还能跑吗?”
“能。他肯定能。”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他还能突破不?”
小李没说话。孙大勇自顾自地说了一句“行吧”
,关了电视,没什么精神地进卧室睡了。
孙小勇后来在一次内部测试中跑到二十秒五,突破了一点点,离奥运a标还差零点三左右,但孙大勇已经很高兴了。他逢人就说:“我儿子,二十秒五!”
孙小勇他妈在旁边翻他白眼。
黄哥去世了。那年冬天,他在家里走的。老伴现的,他在沙上睡着了,再没醒来。林芝派人去福建处理后事。孙大勇代表公司去了一趟,回来瘦了一圈。他说黄哥走得很安详,脸上带着笑,手边还放着一顶旧安全帽,公司的老安全帽,上面的“松岭”
两个字已经磨得看不清了。林芝听着,没说话。
两千零二年就这样过去了,时光裹着旧人和新楼,一页一页翻过。
除夕夜,王凤娟又做了一大桌子菜。孙大勇一家,周建军一家,陈小明一家,刘建军一家,刘建芳也从北京回来了,都来了。他们把大圆桌搬到客厅里,挤一挤能坐下。李树生的座位空着,王凤娟在他常坐的地方摆了一副碗筷,没有人觉得奇怪。
刘建军站到那副空碗筷旁边,伸手把歪了的筷子给轻轻摆正,收回手的时候顿了顿,又看了那空碗一眼。
“吃吧。”
王凤娟端起酒杯,“老李也在。”
大家举杯,没有碰杯,没有喊“过年好”
,各自喝了一口。
刘建芳夹了一筷子菜,放到那副空碗碟里,什么也没说。
夜深了,烟花在深南大道上炸开,一朵一朵,比往年更密、更亮。这座城在一刻不停地长大,那些从远方来的人在这座城里老去,他们种下的树已经长成林子,他们盖的楼层层叠叠地亮起灯光。
第1o3章新苗
两千零三年春天,深圳的楼市彻底火了。
宝安二期最后那几百套压箱底的房子,价格翻了一倍,一周之内抢光。有客户头天晚上就来排队,小板凳、军大衣、保温杯,熬了一宿。销售员凌晨三点被叫回售楼处,孙大勇也赶到了现场,站在门口亲自维持秩序。有人插队,他没火,把那个人请到队伍末尾。“大家都是买房,排好队,别吵。房子够分。”
那天卖完最后一套,已经晚上十点多。孙大勇没回家,一个人跑到工地上蹲在材料堆旁边抽了支烟。宝安三期还没开工,偌大的空地上只有打桩机和小板房孤零零亮着光,远传塔吊顶端的红灯一明一灭。他从兜里掏出手机,给孙小勇了一条短信:“卖完了。”
孙小勇没回他,第二天大清早才回一个字:“牛。”
孙小勇的伤病越来越频繁了。膝伤是老毛病,腰伤是新添的,队医建议他减少训练量。他不听,每天还是猛练。后来一次训练中大腿后群肌肉拉伤,疼得当场倒地,搀去医务室的路上一瘸一拐。孙大勇知道了,连夜坐火车赶过去,到医院时儿子正躺在病床上,腿缠着绷带。父子俩对视片刻,孙大勇说:“别练了。身体要紧。”
孙小勇转开脸看着天花板。过了好一阵,孙小勇说:“爸,我想当教练。”
“行。那就当教练。”
孙小勇退役了。没拿到奥运资格,也再没破过纪录。孙大勇把那几块奖牌收在抽屉里,跟存折一起锁着。偶尔翻出来看一眼,再放回去,什么也不说。小李劝他:“儿子现在当教练,不是也挺好?”
孙大勇没反驳,拍拍他妈的肩膀。
刘建芳在北京开了第二家店,在国贸,铺面比王府井还大。她最近不怎么做旗袍了,培养徒弟们做,自己只管设计和技术把关。她常年在几个城市之间飞来飞去,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偶尔回松岭大厦顶层看看王凤娟,陪她坐一会儿,喝一碗银耳汤,再赶下一班飞机。王凤娟说她瘦了,她笑笑说瘦点好。
理店老板娘打电话来,说女儿要结婚,想请刘建芳给做几件旗袍。刘建芳说行,约了日子量尺寸。挂电话前,老板娘问她个人问题到底有没有眉目。刘建芳说真没有。老板娘叹了口气,说不谈这个了,量尺寸那天她带上好茶叶来。她挂了电话坐在店里,看了看自己那双手,又拿过软尺叠好放进包里。
周念恩设计的那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拿了省里的设计奖,三等奖,不算高,但他的第一个奖。他把证书拍照给他爸,周建军回了一条:“收到。”
那个证书后来挂在周建军家客厅里,张秀英擦灰的时候都要看看。周念恩在设计院升了主任建筑师,手下带着一个七八人的团队。他开始独立接中型项目,也从设计院带回来一个实习生。
那个实习生姓林,叫林晓,二十三岁,刚毕业。周念恩问他为什么学建筑,林晓说“小时候我家旁边老盖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