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得他浑身不自在。他说“叫大勇哥就行”
,但新来的工人不敢叫,还是叫“孙总”
。他不勉强了,戴着安全帽,在工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
周建军管着公司的质量安全,对各工地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定的标准,比国家标准还高。哪个工地出了质量问题,他不骂人,自己去工地上看,蹲在那儿把出问题的部位看了又看,然后让人返工。有一回宝安一个工地外墙砖有色差,他看了三遍,叫来孙大勇。
“大勇,这面墙,重贴。”
“建军,这点色差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也得重贴。房子是给人住的,住几十年,天天看,看得出来的。”
孙大勇没再说什么,让人把那面墙扒了重贴。
刘建芳的裁缝店开到北京去了,王府井大街,寸土寸金。她亲自去北京盯着装修,一待就是三个月。店里的旗袍挂样有一半是她自己做的,另一半是她徒弟们做的。开业那天,来了不少客人,有演艺圈的,有文化界的,有政商界的。刘建芳站在店门口,穿着一件素白的旗袍,绣着墨色的兰花,头盘起来,素净又大方。有人认出了这是设计师刘建芳,走过来说:“刘老师,您这手艺,真是绝了。”
刘建芳说不算什么,说着让徒弟量了尺寸,订了两件。忙到很晚才回公寓,打开手机看到王凤娟来的微信语音“建芳,你一个人在外面,注意身体。深圳这边你放心,菜地我给你看着。”
刘建芳听完把手机搁在床头柜上,翻过身望着窗外长安街流光溢彩的夜景望了很久。
李树生的身体更差了。他几乎不下床了,刻刀也拿不稳了。王凤娟每天给他擦身、喂饭、喂药。他瘦得皮包骨头。
“老李,你想吃点啥?”
“酸菜。”
王凤娟给他做了酸菜汤,炖了好久。他喝了几口,不喝了。王凤娟问他不好喝吗。他说好喝,喝不下了。王凤娟把碗收了,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老树皮一样的手,手指弯着,伸不直了。
“凤娟姐。”
“嗯。”
“我走了以后,你把我刻的那些东西,分给大伙。”
王凤娟没让他再说下去,替他掖了掖被子角。老李你别说这种话。我还没走呢。他闭上眼睛,王凤娟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那些新栽的树木。
两千零二年秋天,李树生走了。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在睡梦中离开的。王凤娟早上起来,现他呼吸已经停了,手里还攥着一块木头。木头上刻着半朵花,没有刻完,花瓣还缺着。王凤娟把那块木头从他手里取出来,放在床头柜上,叠好他枕边的毛巾,给他换了身干净衣服那件灰毛衣,她织的。然后去阳台站了一会儿。
林芝和晏城赶来了。林芝站在床边,看着李树生安详的面容,想起了很多年前。他第一次到松岭,李树生站在村口,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袄,手里拎着个木箱。那时候他还年轻,背也不驼,刻刀的尾穗垂在腰侧一晃一晃的。后来李树生教他认字,一笔一划,很认真。再后来李树生跟着他们来了深圳,在菜地边上刻木头,一坐就是一下午,耳朵里听着王凤娟唠家常。
林芝离开老屋之后,用很久才把眼泪止住。
孙大勇来了,周建军来了,陈小明来了,刘建军来了。他们都站在床边,谁也没说话。王凤娟从阳台上回来,招呼他们坐下,她去切水果。大家说婶子您别忙了。她没答应,还是去切了,她端着那盘苹果回来放到茶水柜上,苹果切得大大小小,皮也没削干净,谁都没吃。
李树生的葬礼很简单。没有追悼会,没有花圈,只有松岭公司的人和王凤娟请来的几个老邻居。墓地在南山,面朝着大海。墓碑是黑色的,上面刻着他的名字,还有生卒年份。碑上没有照片,墓碑左侧刻着一棵松树,右侧刻着一只鸽子。那是他自己的设计,生前刻在一块木头上,林芝让人照着放大,做成墓碑的浮雕。下葬那天阳光很好,海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王凤娟站在墓碑前,把那个没刻完的木雕放在碑座上,用一块石头压好。
“老李,你好好歇着。这边的事,不用惦记了。”
孙大勇在旁边哭了一场。他哭得很大声,也不怕丢人。周建军没哭,眼眶一直红着,给李树生鞠了三个躬。刘建军也没哭,他蹲在碑前,把墓碑底座擦了一遍,又擦了一遍。
林芝站在最前面,没回头,风吹得他的衬衫猎猎作响。晏城站在他旁边,也没回头,手垂在身侧,指节攥得白。终于他伸出手,握住了林芝的手。林芝没挣扎,由他握着。两个人握了很久,谁也看不清他们的表情,风一直吹。
李树生走后,王凤娟一个人住在那个小家里。林芝让她搬到松岭大厦来,她不肯。“那房子,有老李的味道。离了他,味道就散了。我不能让它散了。”
她每天还是去菜地,浇水,拔草,摘菜。刘建军的妈陪着她,两个人说话。刘建军的妈说老姐姐你一个人,不行就搬过来跟我住。王凤娟说不搬。我就在那儿。哪儿也不去。她种的菜还是那么水灵。
松岭小学的新教学楼又落成了一栋。四层,二十间教室,一个图书馆,一个多功能厅。晏阳站在操场上,看着那栋新楼,想着李树生。李树生从来没上过学,但他认识的字比谁都多。林芝教过他,他自己也练过,一笔一划,很认真。那些字,去了那个世界还会用上。晏阳想,到时候给他多烧几本书,带插图的那种,看着不闷。他在操场上站了好一阵,教务主任来喊,晏校长该开会了,他这才转身慢慢走回办公室。
周念恩在设计院带了两个徒弟。都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一个从同济来,一个从华南理工来。两个人叫他“周哥”
,他教他们画图,教他们看规范,教他们怎么对施工方提意见。两个年轻人起初不太服,后来出了一个变更咨询周念恩只翻了几页就指出计算模型中的一处参数错误。从那以后,两个徒弟彻底闭了嘴,也跟着他学了不少。有一天加完班,两个人请他吃夜宵,在路边的烧烤摊上喝啤酒。
“周哥,你怎么想到干建筑的?”
周念恩想了想。“我爸在工地上干活,搬砖、砌墙、绑钢筋。我家窗外的脚手架换了不知多少茬,我小时候每天听着打桩机的声音写作业,不知不觉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