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城同志,”
他说,“这件事,我会调查。但如果属实,牵涉的人很多,不是我能做主的。”
“那谁做主?”
主任想了想。
“市里。”
他说,“得报到市里。”
晏城点点头。
“那就报。”
主任看着他,眼神复杂。那眼神里有同情,有无奈,还有一种林芝看不懂的东西。
“晏城同志,”
他说,“你要想清楚。这件事,牵扯到的人,可能有很大的背景。你扛得住吗?”
晏城没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窗外。
窗外,阳光很好。街上人来人往,有人在卖菜,有人在买东西,有人骑着自行车匆匆而过。有个小孩在追一个皮球,跑得飞快。一切都那么平常,那么安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生。
他转过身,看着主任。
“我爹死的时候,”
他说,声音很平静,“我十九岁。我娘查了两年,什么都没查到,把自己查死了。我弟弟那时候才九岁,什么都不懂。我一个人,扛了七年。”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砸在每个人心上。
“七年。”
他说,“我等了七年。”
主任沉默了很久。他摘下眼镜,用布擦了擦,又戴上。他的手也在微微抖。
“好。”
他终于说,声音有些沙哑,“我帮你报。”
那天下午,主任写了报告,盖上章,让人送去市里。
晏城、林芝和李树生在办公室里等着。一等就是一下午。
太阳从头顶慢慢移到西边,光线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拖出长长的影子。主任批文件,喝水,偶尔抬头看他们一眼。他们就这么坐着,谁也不说话。
林芝靠在椅子上,困得眼皮打架。但他不敢睡,怕错过什么。他掐自己的手心,让自己保持清醒。
李树生一直抱着那个包袱,抱得紧紧的。他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偶尔抬起头,看看窗外,又低下头去。
晏城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他的眼睛盯着墙上的挂钟,看秒针一下一下地走。
挂钟滴答滴答,一秒一秒,一分一分。
太阳落山的时候,送报告的人回来了。
“市里说了,”
他说,喘着气,满头大汗,“明天派人来。”
主任点点头,看着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