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坐下。椅子很硬,硌得慌。林芝坐在椅子上,手心都是汗,把裤子都洇湿了一小块。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
“主任,”
他说,“我要告一个人。”
“告谁?”
“郑长河。”
晏城说,“县革委会的郑组长。”
主任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的眉头很浓,皱起来像两条毛毛虫趴在额头上。
“郑长河?告他什么?”
“告他包庇杀人犯。”
晏城说,声音更沉了,“告他掩盖我爹的死。”
主任愣住了。他的眼镜滑下来一点,他伸手推了推。
“你爹?”
“我爹叫晏大川。”
晏城说,“1969年,他在松岭后山被人害死。那些人说他是被老虎叼走的。不是。他是被人害死的。”
主任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很有节奏。
“你有什么证据?”
李树生站起来,从包袱里掏出那份证词,放在桌上。他的手在抖,证词也跟着抖。那张纸已经黄脆,边角都破了,折痕处磨出了洞。
“这是我爹留下的。”
他说,“他亲眼看见的。”
主任拿起证词,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看得很慢,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屋里很静,能听见他翻纸的声音,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能听见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看完,他抬起头,看着李树生。
“你爹是李老拴?”
“是。”
“他亲眼看见那几个人抬着一个人下山?”
“是。”
李树生说,“那个人手上戴着一个铜顶针,是晏大川的。我爹以前去松岭赶集,见过晏大川打猎,认得那个顶针。他还说,那几个人穿着不像是本地人,说话口音也怪。”
主任沉默了很久。
他把证词放下,看着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