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两头都安静了。
窗外有鸟叫,天快亮了。五月的天亮得早,四点多钟东方就开始泛白,到了五点钟,整片天空都是灰蓝色的,像是被水洗过一样干净。我拉开窗帘,外面的城中村在晨曦中显出轮廓,远处的高楼大厦影影绰绰,近处的低矮平房密密麻麻,错落的屋顶之间拉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和晾衣绳。一切都和昨天一样,和每一天都一样。太阳照常从东方升起,城中村照常从睡梦中苏醒,街头卖早点的小贩照常在五点钟支起摊位,油条在锅里炸得滋滋作响,豆浆的香气顺着晨风飘散开来。
世界没有变。
但我不一样了。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有一个叫作陈默的人。或者说,有一个叫作陈默的人在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上仍然存在,他的身份证还能用,他的银行卡还能刷,他的手机还能接打电话,他的声音还能被人听到,他的身体还能被人触摸。但在某个更深的、更本质的层面上,他已经不存在了。他已经从镜子里被抹去了,从所有能反光的表面上被删除掉了,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剩。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叶尘,”
我说,“那个借寿符,是谁画的?是谁把它放在那五百块钱里的?”
这个问题我之前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我以为这只是某个无聊之人的恶作剧,一个喜欢装神弄鬼的家伙在钞票里夹了一张吓人的纸条,丢在街上等着吓唬那些迷信的人。但现在我知道这不是恶作剧了,这是某种真实存在的东西,某种可以确切地影响一个人的生命状态的东西。这种东西不可能凭空出现,它一定有来源,有制作者,有使用者。
叶尘的回答让我浑身一僵。
“就是你奶奶。”
他说,“老太太说,借寿符只能由血脉至亲代画,别人画了不管用。那张符,是十四年前你奶奶临终前画好的。”
“十四年前?”
我的声音变了调,“那张纸条在街上躺了十四年?”
“不是。”
叶尘说,“老太太说,借寿符和买命钱画好之后,用黄纸包好,放在死者胸口。然后死者下葬的时候,这些东西会跟着一起被埋进土里。符和钱会在棺材里放着,死者会在另一个世界找到那个他要借寿的人——就是他自己选定的目标。等时机到了,符和钱会自动出现在那个人的必经之路上。”
我浑身冷,从头皮到脚底,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冒凉气。我想到昨天在步行街上捡到那五百块钱的场景,想到那五张钞票的崭新程度,想到它们被卷成筒状的弧度,想到纸条上那个暗红色的、不像墨水的字迹。如果叶尘说的是真的,如果那张纸条真的在棺材里躺了十四年,那么那上面的暗红色痕迹,会不会根本就不是墨水?
“所以,”
我的声音在抖,但我控制不住,“我奶奶选定了我?”
“老太太说,借寿符必须由死者亲自选定目标。选定的标准没有外人知道,可能是血缘,可能是亲近程度,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被选中的人,一定是对死者来说‘最有用’的人。”
最有用。
这三个字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割着我的心脏。我奶奶在我十二岁那年去世,她走的时候我还小,对她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我记得她对我的好,记得她给我做的糖饼,记得她给我缝的书包,记得她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我放学的身影。我以为她是爱我的,我以为所有的祖辈都会无条件地爱着自己的孙辈,这是人之常情,是天经地义。
但如果她真的爱我,为什么要在我二十六岁这一年,从我身上借走三天阳寿?
不对。不是“在我二十六岁这一年”
。按照叶尘的说法,这张借寿符在她临终前就已经画好了,放在她的棺材里,随她一起下葬。十四年来,这张符和那五百块钱一直躺在黑暗的泥土里,在她尸骨的旁边,慢慢地、耐心地等着,等着一个合适的时机,出现在我的路上。
这意味着,她在十四年前就已经决定了要这么做。在十四年前,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在她还能看到我、摸到我、叫我“默默”
的时候,她就已经在为我准备这张借寿符了。她早就知道,十四年后,她的孙子会变成一个穷困潦倒的失业青年,会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在一条繁华的步行街上,弯腰捡起那五百块钱,把那三天的阳寿拱手相让。
她早就知道我会有多穷。她算准了一切。
这个念头像一根冰锥,从头顶直直地刺入我的脊柱,我整个人都僵住了,连呼吸都忘记了。我张着嘴,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徒劳地翕动着腮,却吸不进半口空气。
“陈默,”
叶尘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你现在听我说,老太太还告诉了我一件事,这件事很重要。她说,借寿符借走的三天阳寿,不是平均地从你的生命里扣除三天。它是有顺序的。它会从你生命的最后面开始借,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生命的最后三天,已经被拿走了。”
我接上了他的话,声音里没有任何情绪,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对。”
“所以,就算我现在六十岁死,还是八十岁死,最后那三天我都不在了。在那三天里,我会躺在病床上,或者坐在轮椅上,或者在某个养老院里的某个阳光很好的午后,然后我的时间会毫无征兆地跳到死亡的那一刻。那三天——最后的七十二个小时——会被我奶奶用掉,用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某件事上。”
“陈默……”
“叶尘,你别安慰我。”
我说,“我不需要安慰。我需要知道一件事。你那个老太太有没有说,借走的三天阳寿用完了之后,那个人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