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深吸一口气,这位以务实着称的官员,此刻毫无怯场,朗声道:“陛下,诸位相公!
江南东路试行方田均税,确遇极大阻力,主要来自隐匿田产之豪强、以及与豪强勾结之胥吏。
但若因此停滞,则隐田永不清,赋役永不均,贫民永受剥削,国库永受损耗!‘摊丁入亩’,正是解决此弊之釜底抽薪之策。
无地之丁,从此无税,民心必顺;有田之家,多占地者多纳税,符合公允。
至于地方财政,只要严查账目,杜绝贪污挪用,并将商税改革后增长的、原本被各级官吏中饱私囊的巨额灰色收入,纳入正规渠道,何愁无资?
臣在地方所见,商税之滥征、关卡之勒索,已严重阻碍货物流通,导致物价腾贵,民生困苦。
厘革商税,减负惠商,短期看似减少部分税收,长期必因商业繁荣而倍增!此乃放水养鱼之道!”
叶适的话,更直接,更尖锐,也更基于他在基层的亲身见闻和数据支撑。
他点出了问题的核心:不改革,既得利益集团(豪强、贪吏)会继续吸血,国家民生继续受损;改革,虽有阵痛,却是唯一出路。
赵玮静静听完,目光扫过每一位重臣的脸。
他知道,阻力巨大,但并非不可化解。
关键在于,如何将“圣祖”
的权威、现实的财政压力、以及“民生教化”
的大义,结合起来。
“诸位爱卿,”
赵玮的声音沉稳有力,打破了政事堂内的争论,“争论,是为了更好地施行。史相、余参政所虑,在于稳妥,朕深以为然。然,王学士所言‘有序疏导,渐进革新’,叶卿所言‘放水养鱼,开源节流’,皆是至理。”
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光启寰宇全图》前,手指划过汴京、杭州、广州、泉州、明州(宁波)、以及海外的狮城、金山等标注点:“我大宋今日之富庶,非独农耕之功,更赖工商之利!
圣祖遗诏:‘重民生之本’。民生,岂止米粮?布帛、器具、舟车、乃至海外奇珍,何者非民生所需?何者不需工商为之?若因循守旧,压制工商,致使货流不畅,物价踊贵,最终受苦的,还是天下百姓!”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摊丁入亩’,先在江南东路、两浙西路、荆湖南北路试点,成熟一省,推广一省,绝不鲁莽。
地方丁银缺口,由中央财政统筹,从商税增长部分及圣祖基金会资助中划拨,并建立独立审计,定期公示,接受监督。
‘工商评议司’,先在京师、广州、泉州、明州四地设立,成员由朝廷遴选,以德才兼备、实业有成者为主,纯为咨询协调机构,无行政决策之权。
《市舶条法》新编,着叶适会同郑枢密、杨签书,务必于年内议定,明年开春即行!”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此乃‘绍统新政’之始!其目的,非为变更祖制而变更,乃是为澄清吏治,均平赋役,畅通货流,充裕国库,最终惠及黎元!
若有敢阻挠新政、阳奉阴违、或与豪强勾结、敲诈勒索商旅者,朕必依圣祖遗训‘察吏治之要’,严惩不贷!
史相、郑枢密,朕命尔等,总揽全局,务必确保新政平稳推行,减少震荡。
王学士、叶适,朕命尔等,悉心筹划,务求实效。其余诸卿,各尽其责,同心协力!”
帝王之威,辅以“圣祖”
遗训和“民生”
大义,已将基调定下。
史弥远等人见皇帝决心已定,且方案已做了诸多妥协和缓冲(试点、中央补贴、机构权限限制),再反对不仅无益,反而可能失了“顾命”
之臣的体面,只得相继躬身:“臣等,遵旨!”
“绍统新政”
,就在这样一个冬日的午后,在政事堂的争论与帝王的决断中,正式启动。
它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将从汴京扩散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触及每一个地主、商人、工匠、农民的利益。
而它的成败,将直接关系到“绍统”
这个年号,能否真正承载起“继承圣祖、开创未来”
的重任。
赵玮知道,这仅仅是开始,更激烈的博弈,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