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的秋天,来得格外迟。本该是金风送爽、硕果压枝的时节,可大明帝国的苍穹之下,却翻滚着一股粘稠得化不开的戾气。
八月十六,京师西市。
秋老虎的毒日头炙烤着青石板,空气里弥漫着汗臭、血腥和一种令人窒息的狂热。街旁的酒肆茶楼早已门窗紧闭,只有官兵的刀枪在阳光下闪着冷光。高台之下,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像是暴风雨前挤作一团的蚁群。
“来了!来了!”
人群像煮沸的粥,骤然涌动。无数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向街口。
囚车吱呀作响,碾过污秽的街道。车轮碾过一块松动的青石,车身猛地一颠,栅栏里那个披头散、身着囚衣的身影随之晃动了一下。他曾经是权倾辽东、令建奴闻风丧胆的蓟辽督师——袁崇焕。如今,却像待宰的牲口,被推上那座象征帝国最残酷刑罚的凌迟台。
刽子手赤着上身,腰间系着红布,站在台边,手中的牛耳尖刀在阳光下反射出刺目的光。身旁的炉子里炭火烧得通红,几把铁钳插在其中,等着用来夹住被割下来的血肉——按规矩,凌迟要割三千六百刀,最后一刀才让人断气。
“通奴卖国!千刀万剐!”
嘶吼声浪此起彼伏。无数双眼睛赤红,攥着铜钱的手伸得老长,只待那刽子手片下血肉,便要争抢这“国贼”
的“心头肉”
泄愤。愚昧的狂热,被有心人煽动成了噬人的野兽。
袁崇焕被架下囚车,押上高台。他的囚衣上满是污渍,头结成乱糟糟的一团,可他的脊背依然挺得笔直。
监刑官宣读了罪状——
“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兵入犯,兵顿城下……”
一条条、一款款,念得字正腔圆。
袁督师至死未一言。他跪在刑台上,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越过西市的牌楼,投向南面——那是紫禁城的方向。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是“五年平辽”
的豪言,也许是宁远城头那击伤老奴的红夷大炮,也许只是辽东风雪中与他同生共死的那些将士的面孔。
刀光闪过。
袁督师该不该死?
单单是“五年平辽”
,他就犯了欺君之罪。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洗不白。崇祯元年七月,平台召对,他大言“五年全辽可复”
,彼时辽东已沦陷大半,建奴气焰正炽,便是孙承宗、熊廷弼那样的能臣尚且不敢出此狂言。他夸下了海口,却拿不出兑现的方略——所谓的“五年平辽”
,不过是让那少年天子安心的场面话。
这是欺君。放在哪一朝,都是死罪。
但是,给他定这么一个“通奴卖国”
之罪,却又十分荒唐。
袁督师打建奴没有丝毫弄虚作假,那都是实实在在的功绩。天启六年,宁远保卫战,当时还是宁远兵备道的袁崇焕领着不足两万之兵死守孤城,时人记载他“以文官之身,执利刃率众与虏血战”
,最终击退了由老奴野猪皮亲率的建奴八旗兵。史载,于宁远城下,老奴野猪皮为红夷大炮所伤,不久便一命呜呼。他与建奴可谓是结下了血海深仇,又如何能与生死仇敌沟通里外、沆瀣一气?
再往近一点说,数月之前的京师城外那一战,袁督师亲率关宁军,在广渠门外与洪台吉亲自指挥的建奴军血战。他身先士卒,甲胄上中箭如猬,仍往来冲杀,最终将建奴击退。这也是实实在在的战绩。
说袁崇焕通敌卖国,只不过是盈朝的“众正”
迫不得已给皇帝的一个交代,换而言之,是东林权贵们为了保全自身,而奉出的献祭——堵住皇帝的嘴,堵住天下人的嘴。
袁督师之死,在于欺君,在于建奴入寇,更在于朝堂上那衮衮诸公需要替罪羊。他位高权重、争议缠身、豪言破产,成了那个“大小轻重恰恰好”
的祭品。
皇帝朱由检有没有责任——肯定有——识人不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天子,面度一众老奸巨猾的政客,孤立无援,却又肩负“中兴”
之责,而“辽东奴患”
便成了关键抓手。
天启年间,加派的辽饷,加上正税(田赋、本色)、火耗、杂派、徭役等,地主、官绅优免,这些税负徭役大多分摊到了自耕农、佃户的头上。换而言之,明末乱世是天灾所致,更是人祸。
平定辽东奴患,原先加征的“辽饷”
便可逐渐停了。这对于占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老百姓能吃得饱,活得下去,民乱自然会逐渐平息。老大帝国也能得到喘息之机。
然而,皇帝还是年轻了。辽东奴患,不但让一小撮通古斯人渐渐做大,更把一群“蠹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