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个记者咬牙抢过最近的话筒:“我说你这种社团头目,根本没资格谈自由!”
“问得妙。”
何曜宗从西装口袋摸出老花镜戴上,慢条斯理翻开文件夹,“那您知不知道,全港靠社团相关产业吃饭的家庭有多少户?”
“几十万烂仔!都是你们养的祸害!”
“原来如此。”
何曜宗摘下眼镜,镜腿轻敲讲台,“您一个拿澳洲护照的先生,轻轻一句话就要抹掉几十万港人的活路?”
他忽然转向镜头,瞳孔里映出密密麻麻的红色指示灯,“那我倒要替他们问问——究竟是谁在剥夺谁的自由?”
风从敞开的窗户灌进来,吹得讲台上的文件哗啦作响。
最上面那页统计表的边角微微卷起,墨迹印着的数字在灯光下忽明忽暗。
何曜宗的目光像两枚冷钉扎在那名记者脸上,对方脖颈一缩便垂下了头。
他视线扫过黑压压的人群,嘴角又浮起那层熨帖的笑意。
“这位朋友刚才提到社团身份,我不否认。”
“但说我与三合会有关联,这顶帽子恐怕戴错了。”
“诸位不妨想想,哪个行走暗路的人,肯掏出十几亿真金白银,给挤在劏房里的街坊修水管、补墙缝、换灯泡?”
这话掷在地上能砸出坑来。
连政治部那帮人都查不明白,他砸这么多钱图什么——账本干净得像被雨水洗过三遍的月亮。
何曜宗松了松领口,声音沉进大厅的每个角落。
“社团二字,本就不是洪水猛兽。
和联胜最早不过是码头边扛麻袋的苦力们凑成的草台班子。”
“当初立招牌,只为让兄弟饿不死。
谁兜里多半个馒头,便掰开分给咳嗽的老伯。”
“有人非给我们扣黑帮的帽子。
可说到底,我们不过是抱成团取暖的香港人。”
“难道谁生下来就该钻进笼屋?难道每个人的父亲都得是太平山顶的富豪?”
他停顿片刻,让空气里的灰尘缓缓沉降。
“我在徙置区长大的。
全家六口挤在七平方米的格子间,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被褥永远泛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