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沈家的看家菜,也是陈大勇当年最惦记的一道菜。陈瑞昌说,父亲在台湾做炸酱面,用的酱是台湾的豆瓣酱和甜面酱混合,有时候还会加一点芝麻酱。面也不是抻面,而是手擀面,因为台湾买不到合适的碱水面。
嘉禾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走进厨房,开始做自己的炸酱面:六必居的黄酱和甜面酱,三比七的比例,五花肉切丁,先煸肉丁,再下酱,小火慢慢炸,炸到酱和油分离,酱香扑鼻。面条是手抻的,反复折叠拉伸,抻出来的面条筋道有嚼劲。
陈瑞昌站在旁边,认认真真地看着每一个步骤。他拿出笔记本,一边看一边记,记了整整三页。
“沈师叔,我可以试试吗?”
“来吧。”
陈瑞昌系上围裙,站在灶台前。他的手艺确实不错,刀工利落,火候掌握得也好,毕竟是跟了父亲三十多年的老厨师了。但做到炸酱这一步,他明显有些犹豫——火不敢开太大,酱下锅时怕糊,不停地翻动。
嘉禾站在他身后,像当年指导王奶奶那样,不紧不慢地说:“火再大一点,炸酱不怕糊,就怕炸不透。油要宽,酱要稀,慢慢熬,熬到酱香出来了,肉丁入味了,就行了。”
陈瑞昌照着做,炸酱的香味很快就弥漫了整个厨房。他尝了一口自己做的酱,有些惊喜:“沈师叔,这个味道,比我父亲做的更接近您做的!”
嘉禾笑了:“因为你用的是北京的酱,北京的肉,北京的火。同样的手艺,换一套材料,味道就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两岸的炸酱面会有差异——不是手艺的问题,是水土的问题。”
陈瑞昌忽然明白了什么:“沈师叔,您的意思是,这本书不应该只是菜谱,还应该记录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
“对。”
嘉禾说,“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来路。北京的红烧肉为什么用冰糖炒糖色?因为北方人喜欢那个焦糖香。台湾的红烧肉为什么用红曲米?因为客家人有这个传统。把这些写清楚,读者就知道,两岸的菜虽然不一样,但根是一个根。”
陈瑞昌兴奋地说:“沈师叔,我有一个想法。咱们能不能把每一道菜分成两个部分来写?第一部分写‘北京做法’,第二部分写‘台湾做法’,然后第三部分写‘寻味笔记’,记录这道菜在两岸的演变和背后的故事。”
嘉禾想了想,点头:“这个主意好。你父亲在天上听到了,一定高兴。”
九
后面的日子,他们一道菜一道菜地做,一道菜一道菜地记。
做狮子头那天,北京的做法是“细切粗斩”
——猪肉切成石榴籽大小的丁,稍微剁几下就行,保持肉的颗粒感。台湾的做法则是把肉剁得更细,加入荸荠丁和虾米,口感更嫩更脆。
嘉禾说:“北京人吃狮子头,讲究‘有嚼头’,肉不能剁太细,否则就没意思了。台湾人喜欢‘入口即化’,所以剁得细,还加荸荠增加口感。”
陈瑞昌补充道:“我父亲说,台湾的狮子头受了闽南菜的影响,喜欢加虾米和红葱头。这是台湾特有的风味。”
做醉鸡那天,北京用花雕酒和花椒盐腌制,蒸熟后切块,酒香浓郁。台湾的做法是用米酒和枸杞,蒸好后浸泡在酒汁里,口感更湿润。
嘉禾尝了一口台湾的醉鸡,说:“你们这个做法,更像醉虾。鸡肉浸在酒里,酒味更重。”
陈瑞昌笑道:“台湾人喜欢喝酒味重的。我父亲说,这是‘台式醉鸡’,跟大陆的不一样,但台湾人爱吃。”
做佛跳墙那天最复杂。北京的版本用料相对简单,鸡、鸭、排骨、海参、鲍鱼、鱼翅(后来改用粉丝替代),汤清味醇,讲究的是“汤中见料、料中见汤”
。台湾的版本则用料极其丰富,除了传统食材,还会加入猪脚、鸡脚、干贝、香菇、栗子、芋头,汤浓味厚,几乎成了羹。
陈瑞昌一边做一边解释:“台湾的佛跳墙,是从福建传过来的。福建的做法就是料多汤浓,台湾继承了这一传统。北京的佛跳墙,是后来改良的,更符合北方人的口味。”
嘉禾看着那锅料足汤浓的佛跳墙,忽然笑了:“这道菜要是放在北京卖,北京人会说‘这不就是乱炖吗’。”
陈瑞昌也笑了:“放在台湾卖,台湾人会说‘北京的佛跳墙怎么这么清汤寡水’。”
两人对视一眼,同时大笑起来。笑声从共享厨房飘出去,飘到胡同里,街坊们都好奇地探头看——沈老头儿今天怎么这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