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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4章 这等朝廷不反如何（第7页）

大宋，汴京。

宋徽宗赵佶的注意力，再次被引向了“雅趣”

的方向。

他看到江南丝绸业繁盛的描述，先想到的是：“苏杭锦缎，天下闻名，朕之内库，亦多珍藏。若那‘几十张织机’之家能织出新颖花样，倒可命人采办些来。”

他对“资本主义”

毫无兴趣，对“萌芽”

背后的社会变革更是漠不关心，只关心能否提供更好的艺术品和奢侈品。

看到李贽的思想，他摇头：“此等言论，有伤风化，败坏人心，不可流布。”

然后便丢到一边。

但看到清朝的“圈地”

、“投充”

，尤其是“妻孥丑者携去”

等描述时，他皱起了眉头，对身旁的蔡京道：“这金人（他此时尚不知后金-清）行事，也太过粗鄙不堪。夺人田产已是不该，岂可连人家眷也一并掳掠？毫无体统。”

他是艺术家，讲究风雅，对这种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野蛮行径，感到本能的厌恶，认为缺乏“文明”

的掩饰。

蔡京附和道：“官家圣明。蛮夷之辈，不知礼义，只知掳掠。我大宋以仁孝治天下，焉有此等恶行？”

赵佶点点头，觉得大宋在文明程度上，还是远远高于这些北虏的。至于“逃人法”

和“奴才思维”

，他则觉得那是蛮夷内部管理奴仆的办法，虽然严酷，但“非我族类”

，也懒得置评。他完全未能从这些描述中，看到任何对自身统治的警示，只觉得那是另一个野蛮世界的故事，与他和他的“宣和盛世”

无关。他的关注点，很快又回到了新得的太湖石和书画鉴赏上。天幕带来的，仅仅是一点对“蛮夷粗鄙”

的优越感，和一丝对可能影响到江南精美织物供应的隐约担忧。

而在黄州，苏轼的叹息更加深沉。

“萌芽……随风而逝……”

苏轼望着滚滚江水，神色悲悯，“可叹江南锦绣，市井繁华，本可孕育新机。可叹卓吾先生（李贽）之思，如暗夜星火，本可照人迷途。俱往矣！非亡于天灾，非败于内斗，而亡于外虏铁蹄，亡于倒退之国策。此非一家一姓之更迭，实乃文明气运之一扼腕！”

“圈地为牧，投人为奴……此非治国，实乃毁国！”

苏轼的声音带着痛心，“将已然松散之人身依附，重新紧固为奴役锁链；将可能勃之工商生机，彻底扼杀于掠夺之中。更有那‘逃人法’，视人如畜，窝藏者反比逃亡者罪重……此等律法，何异于猛虎苛政？长此以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然其以严刑与奴化并施，竟能维持二百年……可悲！可叹！这‘奴才思维’，竟是维系其国祚之秘方？那我华夏数千年倡导之‘土不可不弘毅’，‘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又置于何地？”

他感到一种文明被野蛮强力扭曲、阉割后的巨大悲哀。比起直接的屠杀，这种缓慢而系统的“奴化”

，在苏轼看来，或许对文明精神的伤害更为深远。因为它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从精神上改造，让你心甘情愿，甚至感恩戴德地放弃自由与尊严，以做稳奴隶为幸福。这比被迫为奴，更令人齿冷。

“吾尝言：‘人生识字忧患始’。今日方知，识字明理，方知何为‘人’。若人人皆被教以奴才之思，以主子的喜好为是非，以主子的赏罚为荣辱，那与蒙昧禽兽何异？如此国度，纵然有广厦万间，粮积如山，不过一巨大之牢笼、精致之牧场罢了。其中所谓‘盛世’，不过是牢头牧人心情好时，多扔下几把草料时的安静假象。可悲！可叹！”

苏轼的悲叹，指向了文明的核心价值：人的尊严与自由思想。在他看来，清朝的统治，无论其表面多么“盛世”

，在根本上是对这些价值的反动和摧残。这种认识，越了简单的华夷之辨，触及了统治的正当性本质。虽然他的思想不可能突破时代的局限，达到现代的高度，但这种基于儒家民本思想和个体尊严的批判，已经足够深刻。

而在另一个时空，辛弃疾的怒火，则烧向了对比之中凸显的、对“力量”

的思考。

“英吉利内战？处死国王？”

辛弃疾眼中精光一闪，“夷狄内讧，固不足道。然其能变革政治，或亦有可注意处。然则，关键仍在力量！江南有萌芽，有何用？李贽有异思，有何用？在建奴铁蹄之下，统统化为齑粉！所以，要者，乃强兵！乃能战之兵！能保境安民、御敌于国门之外之兵！”

他将“资本主义萌芽”

和“思想启蒙”

，视为需要强大武力保护的、文明内部的“软实力”

。而明朝的失败，就在于没有保护好这“软实力”

生长的环境，更没有足以抵御外侮的“硬实力”

。

“清虏何以能倒退？因其有强兵，可镇压一切反抗，可强行推行其圈地、投充、逃人之恶法！我汉家若能有一支如岳家军、如当年北伐之师般的强军，何至于让彼等猖狂至此？！所以，空谈萌芽，空谈思想，皆是虚的！没有刀把子，一切都是镜花水月！岳武穆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今当加一句：若无强兵悍将，文臣之廉，武臣之勇，亦是无根之木！那萌芽，那思想，更是风中残烛！”

他对于“奴才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