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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4章 这等朝廷不反如何（第1页）

乾清宫西暖阁的窗棂透进苍白的天光，康熙皇帝玄烨枯坐了一夜，面前的茶早已凉透。光幕上的文字，如同最锋利的解剖刀，将他引以为傲的、同时也是内心深处隐忧的“康乾盛世”

的底层逻辑，一层层剥开，曝晒在“万朝”

冰冷的目光下。

这一次，没有具体的屠杀惨状，没有真假太子的幽灵，而是更宏大、更根本的对比：东西方在同一个历史节点（1644年）的不同走向，以及他大清入关后一系列国策，在文明演进坐标轴上的定位。

“崇祯十七年……1644年4月25日……英国内战……马斯顿荒原……查理一世被处死……”

康熙低声念着这些陌生的年代、地名和人名。尽管他对遥远的欧罗巴并非一无所知，南怀仁等传教士带来过一些消息，但天幕将东西方两个重大事件如此精确地并列，并赋予“剧变”

和“变革”

的定性，仍然让他感到一种被置于某种宏大天平上称量的不适。

尤其当看到“明末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苏州吴江施复夫妇……几十张织绸机……雇佣成百工人”

、“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四方商贾蜂攒蚁集”

这些描述时，康熙的眉头紧紧皱起。光幕描绘的那幅江南市镇工商业繁荣、雇佣关系普遍、商品交易活跃的图景，他并不全然陌生。奏报中也有“苏松财赋半天下”

之说，江南的丝、绸、棉布、瓷器远销海外，带来巨大税收。然而，在天幕的叙述中，这种繁荣被明确指向“资本主义萌芽”

，并暗示其有导向一种全新社会形态的潜力。这让他隐隐感到不安。

更令他如坐针毡的，是紧随其后的、关于明末思想变革的描述。李贽这个名字，康熙知道，是被本朝定性为“狂禅”

、“异端”

、“敢倡乱道，惑世诬民”

的典型，其着作早被查禁。但天幕却将李贽的思想逐条列出：“抨击程朱理学”

、“提倡功利主义”

、“揭示重农抑商不合理”

、“小政府理念”

、“君王和政府应该是服务性的”

、“人人自私，自愿交换”

、“提倡人人平等、婚姻自由、男女平权、思想自由”

……每一条，都像一记重锤，敲在康熙以“程朱理学”

为官方意识形态、以“重农抑商”

为基本国策、以“君权神授、纲常伦理”

为统治基石的心上。

尤其看到“对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奠基起到重要作用的约翰·洛克是在李贽死后三十年才出生”

这一句时，康熙的瞳孔骤然收缩。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涌上心头。是震惊？李贽的思想竟能与欧罗巴启蒙思想家相提并论？是恼怒？如此“异端邪说”

竟被天幕拿来与西方进步并论，隐含褒扬？还是……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深究的、对可能被错失的某种历史路径的茫然？

但这种情绪，迅被接下来天幕对大清政策的描述所点燃的怒火和辩护本能所覆盖。

“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

康熙的脸色阴沉下来。这些是国初旧制，他亲政后已逐步调整缓和。圈地早在康熙八年就已下诏停止，投充弊政亦多次申饬，逃人法虽仍严峻，但较之顺治朝已宽松不少。然而天幕却将这三者与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

、“思想解放”

直接对立，描述为“这一切都随风而逝了”

，是“历史的倒退”

。并将“大明农民是自由佃农”

与“大清农民是农奴”

尖锐对比。

“荒谬！”

康熙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他盯着光幕上对圈地惨状的描述：“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

、“人民背井离乡……僵仆路旁”

，以及引用他自供的“旗下仆婢，往往轻生……家主责治过严”

。这些是事实，他无法否认清初确有诸多暴行和弊政。但天幕完全无视当时的特殊情势——数十万满人亟需安置，朝廷财政拮据，中原未定——也完全无视他亲政后纠偏的努力，更将个别旗人恶行上升为整个国策的“奴役”

本质，这让他感到极大的不公和愤慨。

“主子对自己再狠，也不能生气，更不能反抗，得笑脸对待……雷霆雨露都是天恩……这就是大清的‘奴才思维’……”

看到这几行字，康熙的脸颊肌肉剧烈抽动了几下。这话说得如此刻骨，如此诛心，将一种他或许隐约感知、却绝不愿承认的统治心态，赤裸裸地揭露出来。鼓励忠顺，提倡服从，这本是任何王朝稳固统治的必然要求，何以到了大清，就成了“奴才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