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的议论声中,有无奈,有理解,也有不满。盐铁专卖在增加国库收入的同时,也确实带来了物价上涨、质量下降、民间就业受冲击等问题,并催生了“私盐”
这一地下经济与犯罪领域。
唐,长安城,宫廷与市井。
李世民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重臣仰观天幕,神情专注。唐代盐法经历了变化,前期较为宽松,安史之乱后财政困难,才逐步加强专卖,力度甚至过汉代。
房玄龄抚须道:“汉武盐铁之议,其来有自。非常之需,行非常之政。然其流弊,亦不可不察。官营之弊,在于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层层加价,最终负担转嫁于民。且易滋生贪腐,官商勾结,垄断之害,甚于豪强。”
杜如晦点头:“更关键者,在于‘私盐’因此而生。利之所在,民不畏死。严刑峻法,恐难尽绝。私贩之徒,为避追查,往往结成团伙,携带兵刃,对抗官府,渐成治安之患。中晚唐以来,黄巢、王仙芝之徒,其初多有与私盐贩运相关者。”
魏征语气严肃:“陛下,天幕所示,正是警示。治国者,取民之财,需有度,需有道。盐铁之利虽厚,然竭泽而渔,或驱民为‘私’,终非长治久安之策。我朝立国,赋役从轻,与民休息,方有贞观之治。后世若因财用不足而效汉武之法,尤需慎之,当思如何既能富国,又不伤民本。”
李世民深以为然:“众卿所言,皆老成谋国之论。盐铁之政,关乎国计民生,不可不慎。我朝当前盐法,仍许民间经营,官收其税,此制尚可。然需加强管理,平抑盐价,保证质量,尤其要防止地方豪强操纵市场。至于未来……若真有国用艰难之时,需行专卖,亦当吸取汉唐教训,力求制度周密,减少弊端,严惩贪腐,并时刻体察民情,勿使百姓因盐铁而困顿,更勿使良民因求生而沦为‘私贩’罪人。”
他随即下令,让户部、盐铁转运使(如有)等部门,详细评估现行盐铁政策利弊,思考如何优化,并加强对盐业生产、运输环节的监管,既要保证朝廷税收,又要尽可能减轻百姓负担,抑制“私盐”
滋生的土壤。
街头百姓的议论则更为直接。
“原来‘私盐’是从汉朝就这么来的!”
“咱们现在吃盐,还算便宜,听说前朝(隋)末年,盐价飞涨,斗米换不来升盐!”
“官府管着也好,总比让那些大商人完全把控,想卖多贵卖多贵强。就是有时候官盐质量……”
“你没听天幕说吗?后来官府管得严了,盐价就上去了,还逼出好多‘盐枭’(武装私盐贩子),都是被逼的!”
“是啊,活不下去,只能铤而走险。朝廷打仗要钱,最后还是老百姓出。”
宋,汴梁城。
赵匡胤、赵普与三司使(主管财政)等官员观看天幕,面色凝重。宋朝继承和展了中晚唐以来的盐茶专卖制度,且更加严密复杂,盐利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支柱,但“私盐”
问题也始终是心头大患。
赵匡胤叹道:“汉武开源之策,影响果然深远。我朝盐法,较之汉唐,更为精密,然‘私盐’之患,似乎并未稍减。”
赵普道:“陛下,此乃人性与利益使然。官盐有税课、有运费、有官吏层层盘剥,成本高昂,故定价必高。私盐无此负担,其价可低,纵然品质或有参差,百姓为求便宜,往往趋之。此所谓‘价差’驱动。虽有严刑,难禁小民零星私贩;至于豪强巨贾组织武装私运,则更为棘手,常与地方胥吏、甚至军将勾结,难以根除。”
三司使补充:“尤其是我朝行‘钞引’之法(盐商向官府购买盐引,凭引支盐销售),本为控制,然盐引本身亦成商品,被囤积炒作,盐价更增波动。加之各地盐价不一,跨区域私运(即“侵销”
)利润极高,虽划区销售,仍防不胜防。”
赵匡胤眉头紧锁:“如此看来,盐政之难,在于平衡。朝廷需盐利以养兵、俸官、治国,此乃现实。然取利过度,则伤民滋私。可有良策?”
赵普沉吟:“或可从几方面着手:一者,简化盐政,减少中间环节与官吏中饱,降低官盐成本,缩小与私盐价差。二者,因地制宜,对于某些偏远或官盐难以覆盖之地,可特许某些民间力量在严格监管下经营,或实行‘盐粮交换’等灵活办法。三者,严厉打击大宗、有组织的武装私贩,尤其要切断其与官府、军队的勾结。对于为生计所迫的小民零星私贩,或可酌情从轻,以疏导为主。”
赵匡胤点头:“可令三司、户部详议,草拟盐法改良之策。总要以‘国用不乏,民食不匮’为目标。至于天幕所示,当使户部、盐铁司官员共观,深以为鉴。”
汴梁街头的百姓,对“盐”
的话题更是敏感。
“盐引!盐引!又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