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的手术定在那天早上。主刀医生是省里请来的专家,手术费十五万,不包括后续治疗。我签完知情同意书,把存折交给收费窗口,余额只剩三位数。
望来没能等到大姐的手术。
他是腊月初九走的,凌晨三点二十一分。
那天夜里没有月亮,病房走廊的灯坏了一盏,一闪一闪。我趴在他床边睡着了,睡得很浅,他动了一下,我就醒了。
他看着我,眼睛很亮,像退烧后的孩子。
“几点了?”
“三点。”
“年年呢?”
“在家,妈在带。”
他点点头。那几天他说话已经很费劲了,一句话要分成几段,中间喘很久。
“钱……”
“你别管钱。”
“床头柜……第二格……”
我打开床头柜。里面有一张存折,是厂里给他的工伤抚恤金,八万块。他一直没有交给我,就压在最底层,压得平平整整。
“给姐治病。”
他说。
我攥着那张存折,说不出话。
“还有……”
他呼吸急促起来,监护仪开始报警,我看不懂那些数字,只看见红线在跳,跳得越来越乱。
“还有……年年……”
他伸出手。我握住,手是凉的,怎么捂都捂不热。
“别让她……嫁太远。”
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监护仪拉直了。这次的声音我认识,三天前刚听过。医生护士涌进来,有人在喊“肾上腺素”
,有人在推除颤仪。我被人推到墙角,靠着冰凉的墙壁,看着他们在我丈夫胸口一下一下地按压。
他的身体随着按压起伏,手臂无力地垂落,手背上还贴着那枚卡通创可贴——是年年上周来探病,非要给爸爸贴上的。粉红色的凯蒂猫,在他苍白的手背上显得格外鲜艳,格外可笑。
三十二下。我数了。
三十二下之后,医生直起身,回头看我。口罩遮住了他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疲惫的眼睛。
“抱歉。”
走廊里的灯还在闪。一明,一暗。一明,一暗。
我蹲下去,蹲在那个他曾经蹲过的墙角,抱着膝盖。我没哭。眼泪流不出来,都灌进心里了,灌得满满当当,堵住每一条血管。
年年。年年还在家等我。
我站起来,走出病房。走廊那么长,我怎么走都走不到尽头。拐角处的饮水机咕噜咕噜响,有人在打热水,塑料杯烫得拿不住,来回倒手。楼下的太平间门口亮着红灯,护工推着担架床等在电梯口,被子鼓起来一个轮廓——是他。
我想追上去。脚迈不动。
“陈望来家属?陈望来家属在吗?”
有人在喊。
我张了张嘴,声音出不来。
“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