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公公走了。
凌晨四点的电话,我接的。护士的声音很年轻,有点慌,说老人家血压一直往下掉,问家属要不要来。我把年年塞进被窝,裹着棉袄就往医院跑。冬天的凌晨黑得像墨汁,我骑电动车没开灯,一路骑一路抖,不知是冷还是怕。
到的时候,望来已经在了。他穿着病号服,外面套着我那件黑色羽绒服,袖口太短,露出一截瘦削的手腕。他坐在床边,握着公公那只能动的手。
我走过去,站在他身后。
病房里只有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公公闭着眼,呼吸很轻,轻到胸口几乎看不出起伏。我从来不知道人离开可以这样安静——他年轻时扛过砖,抡过锄头,咳嗽一声能把院子里的鸡惊飞半里地。可此刻他躺在这张白色病床上,轻得像一片羽毛。
五点十七分。
监护仪拉成一条直线。那声音不长,只有三四秒,但会在我脑子里响一辈子。
望来没有哭。他低下头,把额头抵在公公的手背上,就那么抵着,一动不动。过了很久,他开口。
“爸——”
就这么一个字。声音是哑的,破的,像是从喉咙深处硬生生撕下来的一块肉。
我想扶他,手刚碰到他肩膀,他整个人软下去。
田颖。
他在叫我。不是“孩子他妈”
,不是“喂”
,是结婚那天喊过的名字,四年了,他第一次这样叫我。
“望来?”
“我是不是很没用?”
“不是。”
“很傻,很傻很傻——”
“不是。”
“傻到以为……”
他顿了顿,像在攒力气,“以为扛得过去。”
我没回答。我把他揽进怀里,像抱年年那样抱着他。病房的窗户没关严,有风挤进来,吹动床头那张死亡证明的边角。他整个人在抖,不是哭,是抖,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
“田颖,我想回家。”
“好。”
“带年年回家。”
“好。”
“你抱抱我——”
我抱紧了他。他靠在我肩窝里,像迷路很久的孩子终于找到路标。窗外天快亮了,灰白色的光从窗帘缝隙渗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上。他才三十二岁,鬓角的白却比公公走时还多。
“爱你四年,恨你四天,毁你四秒。”
他忽然说了这串没头没尾的话。
“恨你不早说病,恨你不肯歇,恨你……”
他没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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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