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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的摩托车修理铺关了门。他在门口贴了张纸:“店主有事外出,归期不定。”
有人把纸撕了,有人在上面写“骗子”
“还钱”
。李建国不在乎,他背着个破背包,又一次离开了这个城市。
这次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有人说在云南边境见过他,有人说在老挝的某个寨子里碰见过,还有人说看见他在泰国的建筑工地上干活。真真假假,谁也说不清。
周素梅来找过我一次。她女儿已经上初中了,成绩不错。她自己在纺织厂当上了小组长,日子过得比从前宽裕不少。
“田颖,你说阿月那姑娘……”
周素梅斟酌着用词,“是不是本来就没打算跟李建国长久?”
我正在整理报表,头也没抬:“不知道。”
“我听说啊,现在有些跨国婚姻,就是骗彩礼的。”
周素梅压低了声音,“姑娘嫁过来,待个一两年,等男方放松警惕了就跑。李建国给了她家多少彩礼,你知道吗?”
我停下手中的笔,抬头看她:“你知道李建国为什么非要去非洲打工吗?”
周素梅愣住了。
“因为他想娶你。”
我一字一句地说,“他想攒够八万八的彩礼,想给你和你女儿一个安稳的家。可你觉得他穷,配不上你。”
周素梅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抓起包,匆匆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很累。这世上有些人,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可有些失去,是再也回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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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天。厂区里的樱花开了又谢,车间换了一批新机器,老张主任退休了,小王当上了副主任。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不声不响,却把什么都带走了。
我升了职,从生产调度调到了行政部,工作清闲了不少,却也少了些烟火气。偶尔路过李建国那间已经转租给别人的修理铺,我会停下来站一会儿。招牌换了,改成了一家早餐店,卖豆浆油条。生意很好,每天早上都排着长队。
人们渐渐不再提起李建国。这个城市太大,每天都有新的故事生,旧的故事很快就会被遗忘。只有我偶尔会想,他找到阿月了吗?他还好吗?
答案在一个闷热的午后突然揭晓。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档案,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通后,那头传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田颖姐,是我。”
我花了三秒钟才反应过来:“李建国?”
“嗯。”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透着一种如释重负,“我回来了。”
我请了假,直奔他说的地址。那是城西的一个老小区,房子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墙皮斑驳,楼道里堆满了杂物。李建国住在三楼,门虚掩着。
我推门进去,第一眼看见的是阿月。
她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怀里抱着个孩子。孩子很小,看起来不到一岁,正趴在她肩上睡觉。阿月瘦了很多,脸颊凹陷下去,但眼睛还是那么亮。看见我,她笑了,那个熟悉的、灿烂的笑容。
“田颖姐。”
她轻声说,怕吵醒孩子。
我转头看向李建国。他老了很多,头白了一半,背也有些佝偻了。但眼神是平静的,那种经历过惊涛骇浪后的平静。
“坐。”
他给我搬了把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