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人的衣服全靠她打理,每人每月2尺4的布票得精打细算,
手指都快把布票摩挲出毛边儿了。
“大闺女的棉袄明年改改,给小闺女穿正合适,省得再用布票。”
她心里打着小算盘。
元旦能凭肉票割上半斤五花肉包饺子,秀英提前两天就好了面,面得暄腾腾的。
两个孩子围着灶台转,小闺女拽着她的衣角,仰着小脸儿问:
“妈,我爸啥时候回来呀?我还没见过我爸呢。”
大闺女也在一旁搭腔:“是呀妈,我爸啥时候嫩回来?”
孩子的父亲,李大爷的大儿子,三年前就奔赴边疆了。
每月能领32斤口粮,寄回的家书里总说“粗粮管够,
就是想你们娘仨,夜里做梦都能梦着孩子笑”
。
秀英每次读信都背着孩子抹眼泪,眼泪啪嗒啪嗒掉在信纸上,把字都洇开了。
斜对门黑芝麻胡同的李教授家却格外安静,静得能听见老鼠打架的声响。
这位教了二十年语文的中学教师,自从197o年学校“清理阶级队伍”
后,
就被调去管理校办工厂的木工房,每天刨木板、修桌椅,
满手都是老茧,再也没登上过讲台。
他家书桌上的线装书早被捆进了床底,用旧布盖得严严实实的,生怕被人看见。
门框上还能看见去年贴标语时留下的浆糊印,黑乎乎的一块。
院里的老邻居都知道,李教授夜里常对着煤油灯写检查,
烟卷头堆得像座小山,屋里总飘着一股呛人的烟味儿。
有回邻居路过,听见他叹气:“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我还想给孩子们上课呢。”
街头巷尾,人们裹着灰蓝黑三色的厚棉袄匆匆而过,棉袄领口、袖口都磨得亮。
自行车的叮铃声与公共厕所的掏粪车铃铛声交织在一起,
“叮铃铃”
“当啷啷”
,成了胡同里不变的声响。
时光流转到1973年,南锣鼓巷的细微变化悄然生。
主街中段原本坑洼的路面被填了碎石,平平整整的,下雨天的泥坑少了许多。
更让胡同居民振奋的是地铁1号线的试运行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