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悄然流转,从1971年的元旦到1972年的元旦,
好像没什么感觉,一整年就这么溜溜过去了。
北京的清晨还带着扎骨头的凛冽寒意,
长安街上的路灯在薄得像纱的雾里依旧泛着昏黄的光,打远处瞅着,朦朦胧胧的。
南锣鼓巷的灰墙黛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墙根儿底下还积着昨儿没化透的雪碴子。
这条跟元大都同期建成的古巷,这会儿仍保持着“鱼骨状”
的胡同肌理。
东西两侧的炒豆胡同、帽儿胡同、雨儿胡同整齐排列,
青砖铺就的主街被行人踩得油光锃亮,尤其下雨天过后,能映出人影儿来。
胡同深处的四合院里,屋檐下还挂着去年的干玉米,黄澄澄的一串儿,风一吹晃悠着。
只是正房山墙上新刷的“破四旧,立四新”
红色标语墨迹还没干,
红得扎眼,把除四旧运动的余波妥妥地带进了寻常院落。
巷子口那棵老槐树旁,住了三代人的李大爷正借着晨光核对粮本,
老花镜滑到鼻尖儿上,他时不时用手指头往上推推。
“得嘞,我再数一遍,别错了数儿!”
他嘴里念叨着,
“全家五口人,我和老伴儿各28斤,上初中的小儿子29斤,
大儿媳妇李秀英作为成年家属也是28斤,两个年幼的孙女分别是15斤和8。5斤。”
他一边说一边用铅笔在纸上画道道,“每月合计126。5斤定量粮票,
其中近三成是玉米面、高粱米,这细粮可得省着吃。”
秀英蹲在一旁仔细补袜子,针脚密得跟鱼鳞似的,把磨破的袜底缝了又缝,
手指头被针扎了好几下,她只是把手指放嘴里吮吮,接着缝。
“您瞅这袜子,再补补还能穿阵子,扔了怪可惜的。”
她抬头冲李大爷笑了笑,眼角带着细纹。
其实三年前街道组织青年下乡时,刚满2o岁的她也在动员名单里。
但当时大女儿才1岁多,怀里的小女儿还在襁褓中,哭起来嗓门儿大得很,
丈夫又已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家里实在离不开人。
居委会核查后,按“已婚且需抚养两名学龄前子女,符合留城照顾家庭”
的政策,
给她办了留城手续。
也正因如此,她更觉得要把家里照料得妥妥帖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