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他们在教堂门口找到李秀英,她五十多岁,背有点驼,手里还拿着绣了一半的帕子。沈知远说明来意,她摇头
“我写得不好,你们别笑话。”
“写得很好,你写的是真事,真事最有力。”
李秀英抬头看他,忽然笑了
“你不是那个每天送《世界报》的小伙子吗?你记得我?”
“记得。你总在雨天多带一把伞,放在教堂门口,说‘谁没带伞,谁就拿去’。”
李秀英愣了一下,眼圈红了
“你还记得这个?”
“记得。”
他声音很轻
“小事才记得久。”
那天他们陪李秀英坐了很久,听她讲来美国的经历,讲她丈夫怎么在工地摔伤,怎么被老板赖掉赔偿,讲她怎么一个人撑起家,沈知远一边听一边记,彼得就在旁边递水、递纸巾,偶尔问一句
“后来呢?”
“他们真这么说?”
——不是为了写稿,而是真的想知道。
回去的路上,沈知远说
“你今天话挺多的。”
“她讲的事,我听得进去。”
他看着前方
“可能因为,我也忘了好多事,所以听别人讲自己的过去,特别认真。”
她没接话,但心里动了一下。
又过了几天,沈知远租的公寓屋顶有些漏水,赶上大雨,屋里摆了三个盆接水,她正忙着挪箱子,彼得敲门进来,手里提着工具箱。
“听说你这儿漏雨?”
“你怎么知道?”
“你隔壁的太太给我送过两次饺子,今天她看见你拿盆接水,就告诉我了。”
他卷起袖子,爬上梯子,检查屋顶,沈知远在下面递工具,递毛巾,两人配合默契,没太多话,但节奏很稳。
修到一半,彼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