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泽说道:
「殿下,这两篇文章,臣都仔细看过了。」
「李卓吾与范宽,能从臣前日所讲「人理可变』四字引申出对「纲常』与「重农抑商』的质疑,说明他们听进去了,也思考了。」
「这一点,臣不觉得有错。他们提出的问题,纲常是否永恒、国策是否应时而易,本身是值得问的。」朱翊钧眉头紧锁,难道苏师傅支持他们的文章?
不过现在他也学会了耐心,于是等著苏泽的下文。
「但他们的问题,就出在「如何得出答案』这一步。」
苏泽指著李势的文章:「李卓吾说,纲常属于「人理』,而「人理』随时代人心而变。」
「这话没错。」
「但他接著举了汉唐女子改嫁、父慈子孝关系演变等例子,试图说明「纲常已变过,所以还可再变』,并暗示当下的某些纲常可能已不合「人心公义』。」
「他的推论,到这里就跳了一步。」
「跳了一步?」太子疑惑。
「他默认了他所举的那些「变化例子』,以及他心中所感的「当下人心对某些纲常的不满』,就足以代表「时代人心』的总体趋向,从而推导出「纲常应当调整』的结论。」
「这就像只看见几棵树摇动,便断定整片森林都在往同一个方向倒。」
小胖钧似乎听明白了什么,他缓缓点头。
苏泽又指向《商报》的文章:
「范宽这篇文章,问题更明显。」
「他列举了当下工商如何重要、如何与农事民生密不可分,然后反问「重农抑商』是否还合时宜。」「他的逻辑是:因为工商事实上的作用变大了,所以「抑商』的政策就可能错了,就该随著「人理』而「这同样犯了一个毛病,他把「客观作用的变化』直接等同于「人心认同的变化』,甚至等同于「人理应然的变化』。」
他顿了顿,让太子消化一下,继续说道:
「臣举个例子。殿下,重农抑商的国策能执行千年,难道仅仅是因为历代皇帝和官员一拍脑袋,非要跟商人过不去吗?」
「恐怕不是。臣在家乡、在京师,都见过市井百姓。一个老实种田的农户,辛苦一年,勉强温饱;隔壁一个走贩的商人,可能倒卖几次货物,就赚得比他多。」
「农户心里会怎么想?他会觉得公平吗?他会本能地觉得那商人「狡诈』、「不劳而获』,甚至会担心粮价被商人操控。」
「这种对「投机取巧』、「不安于本』的警惕和反感,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最朴素的人心。」「历代朝廷「抑商』,固然有维护农业税基、控制流动性等实际考量,但背后若完全没有这种广泛的民间情绪支撑,政策能如此持久吗?」
朱翊钧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范宽只强调了工商现在能做多少事、有多重要,这是「果』。」
「但他回避了「因』,百姓对商人阶层的普遍观感,是否因为工商作用的提升就生了根本转变?百姓是更感激商人运来了货物,还是更担忧商人囤积居奇、擡高物价?」
「这两者孰轻孰重?他不知道,也没去系统地了解。他只是从商人作用重要的「果』,反过来论证政策不合理的「因』,这同样是倒果为因。」
苏泽的语气始终平稳,像在剖析一个算学问题:
「李贽也一样。他感觉到一些读书人对纲常僵化的不满,也找到历史上纲常内容曾调整的证据,就认为当下「纲常可变』已是人心所向。」
「但他如何证明,这种「不满』是士林主流?还是少数激进者的想法?广大乡村的宗族耆老、寻常家庭的父子夫妇,他们是如何看待君臣、父子、夫妇之纲的?」
「是觉得束缚得难以忍受,还是依然视之为维系家庭的基石?李贽没有工具去丈量这些,他只是凭借敏锐的感触和部分例子,就做出了全局性的推断。」
他看向太子,目光清明:「所以臣说,他们的出点是好的,质疑和反思也没有错。」
「但他们的结论,下得太急、太草率。他们指出了「人理可变』这个方向,却在论证「如何变』、「变成什么样』时,缺乏可靠的方法。」
「他们用的是文人议政的老法子:举例子、感慨、推己及人。但这不够。」
「那……苏师傅觉得,应该如何?」朱翊钧被带入到这个更深的层次,怒气早已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好奇。
「这正是臣希望这次大讨论能引出的东西。」
苏泽身体微微前倾:「臣提出「人理』之说,不是要给李贽、范宽他们一个现成的武器,去攻击他们想攻击的旧靶子。」
「臣是希望,天下有志于学问、有心于治世的人,能意识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观察、总结一个时代的「人心』?如何把握「人理』变迁的真实脉络?这需要工具,需要方法。」
他屈指数来:
「比如,要判断「重农抑商』政策是否该调整,不能只听商人怎么说,也不能只听官员怎么说。」「我们需要知道,全国主要产粮区的农民,对商人阶层具体怎么看?是感激多,还是怨憎多?」「不同地域、不同收成年景,这种看法有没有差异?城市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小贩、雇工,他们对商业的态度又是如何?」
「他们是更依赖商业带来的就业和便利,还是更痛恨奸商盘剥?这些看法,在过去十年、二十年,生了什么变化?」
「这些不是靠一两个例子,或者主笔在茶馆里听来的几段牢骚就能代表的。它需要调查,需要记录,需要分析。」
「朝廷有户部的黄册,但黄册只记人口田亩赋税,不记人心所想。各地有官报,但官报多载政令大事,少录民间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