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如果你们在某个寒冬的夜晚途经诺夫哥罗德,在伊尔门湖的冰面上听见有人在哭,请不要停下脚步。那不是风,那是一个丢了脸的人在找他的脸。我说的是真的,我以上帝的名义誓——虽然在罗刹国,上帝的名义也未必值钱。
这件事生在一九三六年的冬天。那年诺夫哥罗德下了一场邪雪,雪不是白的,是灰的,落在地上不化,堆在窗台上像一层死人的皮。就在那场邪雪里,市苏维埃颁布了一道法令,全称叫作《关于全体公民真实面对自我之命令》,但老百姓都管它叫做自己令。
法令的内容很简单:从即日起,诺夫哥罗德全城居民必须在城中心广场的大镜子前照一次面,对着镜子说出这就是我,并且必须是真心话。说了真心话的人,镜子会光,金光,那人就能领到一张真我证,凭着这张证,可以在任何机关办事免排队,在任何商店买东西打八折,在任何单位上班涨一级工资。说了假话的人——镜子会把他的脸吃掉。
就这么简单。
你们一定觉得这是疯话。我最初也这么觉得。但诺夫哥罗德的老百姓很快就现,这不是疯话,这是比疯话还可怕的东西——这是真的。
城中心广场上立着一面三层楼高的铜镜,据说是从某个古罗刹国的地宫里挖出来的,镜面黑得像一口深井,你往里看,看不见自己的脸,只能看见一团模糊的影子。市苏维埃派了两个士兵守在镜子两边,士兵的脸上没有表情,像是两截木桩。
第一个去照镜子的是粮食局的局长,一个叫鲍里斯·阿尔卡季耶维奇的胖子。他站在镜子前,清了清嗓子,大声说:这就是我!鲍里斯·阿尔卡季耶维奇!我爱吃鱼子酱,我爱收礼,我爱在开会的时候打瞌睡!
镜子亮了。
金光。耀眼的、温暖的、像圣像画上的那种金光。整面镜子都在光,广场上的积雪都被照成了金色。鲍里斯·阿尔卡季耶维奇乐得浑身抖,从怀里掏出一张盖了红章的真我证,高高举过头顶,像举着一面胜利的旗帜。围观的人群爆出一阵欢呼。
第二个去的是大学教授安德烈·帕夫洛维奇·斯维特洛夫。这位教授瘦得像一根芦苇,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细声细气的,但在诺夫哥罗德的学术界,他的名字比市长还响亮。他站在镜子前,推了推眼镜,不紧不慢地说:这就是我。安德烈·帕夫洛维奇。我虚荣,我嫉妒比我年轻的同事,我在学术会议上偷过别人的观点,但我确实热爱真理——虽然我热爱的方式不太光彩。
镜子又亮了。金光比上一次还亮,亮得广场上的雪都开始融化。斯维特洛夫教授微微鞠了一躬,接过真我证,脸上的表情平淡得像是去邮局取了一封信。
人群更疯狂了。他们喊着:做自己!做自己!做自己才是真正的人!
那天晚上,叶菲姆·库兹米奇·扎哈罗夫坐在锅炉房里,听着远处广场上传来的欢呼声,往炉子里添了一铲煤。
叶菲姆是个司炉工,四十三岁,在诺夫哥罗德火力电厂的锅炉房干了十九年。他的手粗得像树皮,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煤灰,背已经有些驼了,走路的时候总低着头,像是在地上找什么东西。他不住在城里,住在伏尔霍夫河边的一排工棚里,和另外七个司炉工挤在一间屋子里,睡的是上下铺,吃的是黑面包和土豆汤。
他不爱说话。不是因为他笨,是因为他早就学会了——在这个世界上,说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锅炉房里,他对上司点头哈腰,说是是是,您说得对;对同事赔笑脸,说您先休息,我来顶班;对来检查的干部鞠躬,说我们一定努力,一定改进。他把自己削成了一块光滑的石头,没有棱角,没有脾气,谁踩一脚都不会出声音。
但这不是因为他软弱。叶菲姆心里清楚得很——他在演。他知道自己在演,他每天都在演,他演得很好,好到连他自己都快信了。可他在心里最深的地方,藏着一个小小的、硬硬的东西,像一颗没融化的煤核。那个东西才是他。他知道,他千万不能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拿出来就碎了。
可是现在,做自己令来了。
第二天早上,叶菲姆被工头叫去了广场。全厂的工人都被叫去了,排成长长的队伍,像一串灰色的蚂蚁。叶菲姆排在队伍的中间,前面是一个织布厂的女工,后面是一个码头搬货的壮汉。
轮到那个女工了。她站在镜子前,浑身抖,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这……这就是我。我叫薇拉。我……我恨我男人。我恨他打我。我恨我自己不敢离开他。我恨这个世界。
镜子没有亮。
镜面突然动了,像水面一样泛起涟漪,然后——那个女工的脸开始往镜子里陷。不是比喻,是真的在陷。她的皮肤像湿纸一样贴上了镜面,五官一点一点地被吸进去,先是鼻子,然后是嘴,然后是眼睛。她尖叫了一声,那声尖叫只持续了半秒就被吞掉了,因为她的嘴已经进了镜子里。
三秒钟后,镜子恢复了平静。镜面上多了一张脸——薇拉的脸,眼睛还睁着,嘴还张着,像是被永远定格在了尖叫的那一刻。
而站在镜子前的那个女人,已经没有脸了。
她的脸变成了一片光滑的、灰白色的皮肤,像一个没有画完的鸡蛋。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但她还站着,还在呼吸,胸口还在起伏。她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摸到了一片平整的虚无,然后她转过身,走了。
她走得很慢,很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走回了队伍里。没有人看她。所有人都在看镜子。
叶菲姆的后背全湿了。
他看见那个没有脸的女工走回队伍,站在了原来的位置上,安安静静的,像什么都没生过。旁边的人甚至还在跟她说话:喂,薇拉,轮到你了吗?你说了什么?
她没有回答。她没有嘴,怎么回答?
但她站在那里,乖乖地排着队,等着下一次轮到她。
叶菲姆突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些没有脸的人,不会死。他们会继续活着,继续工作,继续排队,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占一个位置。但他们已经不是人了。他们是空壳。是这个系统需要的零件——没有脸,就不会有表情;没有表情,就不会有情绪;没有情绪,就不会有反抗。他们是最完美的劳动力。
他想起了锅炉房里的那些日子。他每天对上司笑,对同事笑,对干部笑。他把自己的脸削得光滑,削得没有棱角。他一直以为那是一种生存策略,是一种聪明。但现在他看见了——那不是聪明,那是预演。他早就在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脸交出去了,只不过以前交得慢,现在镜子替他一口气交完了。
轮到他了。
叶菲姆站在镜子前。镜面黑得像一口井,他往里看,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一个驼背的、满脸煤灰的、穿着破棉袄的中年男人。
他张开嘴,想说这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