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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 夫子的取舍（第7页）

，将积蓄用于“治佛光寺，凿龙门八节滩”

（《新唐书?白居易传》），既不贪恋财富，也不消极避世，这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的状态，展现了“求富与从心”

的世俗智慧。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

，将财富追求升华为社会责任，赋予“可求”

与“从好”

更广阔的格局。他“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

（《宋史?范仲淹传》），任参知政事时推行“庆历新政”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

，试图通过改革实现“行道”

的理想；获俸禄后“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

（《范文正公义田记》），规定“族中子弟有嫁娶者，给钱二十千；丧葬者，给钱三十千”

，将“可求之富”

转化为“所好”

的公益实践。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种胸怀使财富成为践行道义的工具：他“在杭兴水利，疏西湖，溉田千顷”

（《宋史?范仲淹传》），用俸禄资助公共工程；“帅邠州，作大顺城，以拒西夏”

（《宋史?范仲淹传》），将财富用于国防建设。他晚年“居邓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

，范仲淹答“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

（《宋史?范仲淹传》），证明精神追求能越物质欲望，其财富观已越个人得失，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论语?雍也》）的儒家理想。

张謇的“实业救国”

，在近代转型中融合求富与从心，赋予传统义利观新的时代内涵。清末他“以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却在甲午战败后“弃官从商”

，因“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张謇全集》）——将“可求”

的财富追求与“从好”

的救国理想结合。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章程规定“厂中盈余，除提存保险公积金外，分十三股：以六股为股东红利，三股为办事者花红，四股为地方公益”

（《大生纱厂章程》），明确财富分配兼顾股东、员工与社会；他提出“父教育，母实业”

的主张，用纱厂利润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所办实业、教育、慈善等事，经费皆取诸大生”

（《张謇传》）。张謇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

（《张謇日记》），这种“所好”

已越个人，与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相通，证明传统义利观能适应近代社会变革。

六、“执鞭之士”

的现代诠释：职业尊严与价值重构

“执鞭之士”

在当代的多元象征，是“正当职业皆可敬”

的平等理念。无论是快递员、环卫工人还是流水线工人，只要通过劳动获利，都值得尊重。“快递小哥”

汪勇在2o2o年疫情期间，从“一个人接送医护”

到“组织3o人志愿者车队”

，再到“建立餐食供应链，每天供餐1。5万份”

（《武汉快递小哥汪勇：守护抗疫医护的凡人英雄》），既通过服务获得合理收入（可求），又践行社会责任（从好），被评为“感动中国2o2o年度人物”

。环卫工人李萌“放弃白领工作，选择环卫事业”

，负责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的清扫，“每天步行3万步，清运垃圾16桶”

（《全国劳动模范李萌：用扫帚书写青春》），获“全国劳动模范”

称号，她的话“工作没有高低贵贱，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