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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 夫子的取舍（第6页）

诠释义利，回归“良知”

本体的直觉判断。他认为“心即理”

，“义利之分，只在一念之间”

（《传习录》），“可求之富”

是“良知”

认可的利——“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的自然判断；“不可求”

是良知排斥的利——违背本心的贪婪。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后，正德皇帝“赐玺书金币”

，他“固辞，乞归省”

（《明史?王守仁传》），拒绝过度封赏；在赣州推行“十家牌法”

时“身率以俭，与士民共甘苦”

（《王阳明年谱》），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他在龙场驿“凿石椁以居”

，却“悟格物致知之旨”

，证明“从吾所好”

能在极端贫困中实现精神富足，其义利观强调“知行合一”

——知道义利之分，更要在行动中践行。

五、历史人物的财富抉择：义利平衡的生动实践

范蠡的“三聚三散”

，完美演绎“富而可求，从吾所好”

的财富智慧与人生境界。他助勾践灭吴后“乘扁舟浮于江湖”

（《史记?货殖列传》），拒绝越国“分国而王之”

的封赏，因“大名之下，难以久居”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深知功高震主的危险，选择“可求”

的商业致富；在齐国“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

，积累“数十万”

资产，被齐王任为相，却“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

（《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散财，回归布衣；至陶地“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

，改名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

（《史记?货殖列传》）——第二、三次散财，最终“至陶，为朱公，寿终，故世传曰陶朱公”

。范蠡的“求富”

不贪——“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

（《史记?货殖列传》），只取合理利润；“从好”

不迂——将财富用于“救济贫弱”

，实现“富行其德”

（《史记?货殖列传》），是孔子财富观的完美实践。

白居易的“中隐”

生活，在仕宦与隐逸间找到平衡，拓展“从吾所好”

的内涵与形式。任江州司马时“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

（《江州司马厅记》），坦然接受俸禄——这是“可求”

的正当收入；同时“吏隐”

于官，在《中隐》诗中提出“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不追求高位厚禄，选择清闲官职，以便“退衙之后，焚香操琴，读书赋诗”

。他在《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的悲悯，在《卖炭翁》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的同情，将“所好”

的诗歌创作与民生关怀结合。白居易晚年“罢刑部侍郎，以刑部尚书致仕”

（《旧唐书?白居易传》），“卖马市宅，俭以自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