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设备,风一吹,瘪的、轻的、夹杂的草屑,统统吹出去,只留下饱满的粮食。
风太大了,好粮瘪粮一起吹,吹出去的比留下的还多。
我爹心疼得直跺脚,可又不敢作。
粮站站长站在旁边,背着手,面无表情。我爹扛着空麻袋出来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麻袋往板车上一扔,闷头往回走。
我跟在后面,看见他的后背被汗水湿透了,肩膀上的皮晒得通红,一层一层地掉。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别种地了。
可我爹说:
“一辈子农民,不种地?我们吃啥?”
“你不是有技术吗?出门打工挣钱比种地强啊?”
我说道。
“是,但是我走了,这些庄稼你娘一个人弄不过来,还有你们两姐弟,以后咋整,我一走就是一年,那你们在家有个什么事儿?都没有人撑腰不是。”
“您在家,也不一样,只是换个人来欺负咱而已。”
“唉,这好歹剩下的,还能吃,还能喂鸡喂猪不是。”
粮站的位置,在镇子东头,离清水河还有一段距离,可能是为了不被洪水淹着了。
院子很大,足有四五亩,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墙上拉着铁丝网。
大门是铁栏杆焊的,刷着绿漆,门楣上写着“xx镇粮站”
四个大字,红漆已经斑驳了。
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比进士村桥头那棵还粗,三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
老人们说,那棵树是清朝时候种的,几百年了。
槐树下有一口井,井水冰凉爽口。
交粮的人排队排累了,就去井边打水喝。
粮站的人不让,说井水是他们的。可排队的人不管,你一瓶我一壶,打了就走。后来粮站的人索性把井口用铁皮封了,只留一个小口,够抽水机管子伸进去。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喝过那口井的水。
粮站的仓库是一排青砖大瓦房,屋顶很高,窗户开在接近房顶的地方,里面堆满了麻袋,一袋一袋码得整整齐齐,像一堵堵墙。
仓库里常年不见阳光,有一股霉味和粮食混合的特殊气息,说不上难闻,但让人闷得慌。
每到收粮的季节,仓库外面的晒场上就挤满了人。
板车、牛车、手推车,横七竖八地停着。
晒场边上搭了一个凉棚,棚子里有几条长凳,供排队的人休息。
可凳子太少,大部分人都蹲在地上,或者坐在自己的箩筐上。
孩子们在晒场上追逐打闹,被大人们呵斥。
那时候,粮站就是小镇的中心。
它的地位,比现在的市、商场还要高。因为它是公家的,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收粮的人穿戴整齐,胸前别着徽章,说话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而交粮的农民,灰头土脸,低声下气。
这种不对等,在那个年代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人觉得不妥。
我爹每年交完粮回来,都要坐在堂屋里喝闷酒,拍着桌子骂:
“老子种地种了一辈子,到头来还得看他们的脸色!”
骂完了,第二天照样早起,照样把粮食拉到粮站,照样赔着笑脸递烟。
这就是日子。
那场大火,生在九几年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