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镇上那个粮站,这是我从小就不喜欢的地方。
小时候,每到夏天收粮的季节,我爹就会把我从睡梦中拽起来。
天还没亮,露水还挂在草叶上,生产队的晒坝里已经排起了长队。板车、箩筐、麻袋,一溜儿摆开,像一条灰扑扑的长龙。空气里弥漫着新粮的香气,混着汗味和牛粪味,说不上好闻,但有一种踏实的、属于土地的味道。
我爹把板车往队伍里一靠,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交粮的数目。
他看了又看,生怕看错了。
我娘在旁边嘀咕:
“少交点吧,咱家也不宽裕。”
我爹瞪了她一眼:
“少交?上面有数呢,少了去补?”
那时候交公粮,是有指标的。
每家每户按人头、按田地,算出该交多少。
多了不退,少了要补。
补的不是钱,是粮。
粮从哪儿来?
从嘴里省。
所以我们家每年都要交两次粮。
一次是夏粮,小麦;其次是秋粮,稻谷。
每次交粮,我爹都要提前几天把粮食晒了又晒,扬了又扬,恨不得一粒一粒地拣过。
可到了粮站,还是免不了一顿折腾。
粮站的人,那时候在我们眼里,就是“官老爷”
。
他们穿着蓝布工作服,戴着草帽,手里拿着一根铁签子,往麻袋里一插,拔出来看看上面的粮食,又放在嘴里嚼一嚼,然后面无表情地说:
“潮了,拿回去晒。”
“潮了”
两个字,轻飘飘的,可对种地的人来说,重得像一座山。
晒了一整天的粮食,他们说潮就是潮。
你跟他理论?
没用的。
他们手里有权力,你要是不服气,嘿,他一句话:不收。
你是没有办法的?
我爹有一次急了,说:
“我这粮食晒了三天了,太阳毒得很,怎么还潮?”
那个收粮的年轻人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就走了。
我爹站在原地,脸涨得通红,手捏着麻袋口,指节都白了。
我娘拉了他一下,低声说:
“算了算了,拿回去再晒晒。”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在粮站门口的晒场上,把几百斤小麦重新摊开,在烈日下晒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爹蹲在粮站门口的大槐树下抽烟,一口接一口,烟头明灭,像他心里的火。
现在想来:这也是我爹一直让我们好好读书,一定要走出农村的动力了吧!
后来,粮站更是引进了新设备——一台大功率风簸箕。
这是我从小对于电气化时代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