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大林说,“他有良知,知道战争错了,还故意标错矿点。在那个年代,不容易。”
杨帆打破沉默:“不管怎样,这是历史证据。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战争的真实样子,不是教科书上简单的几句话。”
“但要怎么处理?”
李干事提出实际问题,“上报,可能引来麻烦;不上报,这些历史可能被埋没。”
曹大林想了想,有了主意:“咱们可以折中。日记和地图,复制一份,原件上报。但上报时说明情况:死亡谷是生态敏感区,不适合大规模考察。建议只做小范围的考古记录,不要开。”
“骸骨呢?”
吴炮手问。
“原地不动,”
莫日根很坚决,“入土为安。他在那儿待了四十年,就让他继续待着吧。动了,魂会不安。”
这个决定大家都同意。对死者,无论是哪国人,都该有基本的尊重。
下午,曲小梅开始抄写日记——不能复印,只能手抄。她字迹工整,一页页誊写,连地图都仔细临摹。杨帆在旁边帮忙,核对准确性。
抄写工作进行了两天。这期间,其他人也没闲着——该打猎打猎,该采药采药,生活还得继续。
十一月四号,日记抄写完成。曹大林和杨帆、李干事商量后,决定由杨帆带着日记原件和一份情况说明,去加格达奇上报。李干事陪同,他熟悉政府部门流程。
临走前,曹大林叮嘱:“一定说明白:死亡谷生态脆弱,不宜大规模开。历史要记录,但环境更要保护。”
“明白,”
杨帆郑重承诺,“我会跟有关部门强调这一点。”
送走杨帆和李干事,营地剩下的人继续日常。但日军日记的事,像一块石头压在每个人心里。
十一月六号,莫日根提议去一个地方:“我爷爷说过,他那一辈跟日本人打过交道。有个地方,是当年鄂伦春人躲避日本人的秘密营地。我带你们去看看。”
大家跟着老人往南走,约莫十里地,来到一处隐秘的山坳。这里三面环山,只有一条狭窄的入口,易守难攻。山坳里有溪流,有平地,很适合扎营。
在岩壁下,他们现了一些人工痕迹:石头垒的灶台,已经坍塌;树上刻的记号,模糊不清;还有几个用树枝和兽皮搭的简易窝棚架子,早已腐朽。
“就是这儿,”
莫日根抚摸着那些遗迹,“我爷爷说,1943年到1945年,我们乌力楞的人在这儿躲了两年多。日本人抓壮丁,抢猎物,大家只能躲起来。”
老人在一处岩壁前停下,上面刻着一些符号——不是鄂伦春文字,像是某种密码。
“这是我爷爷刻的,”
莫日根辨认着,“意思是:日本人来了,我们躲。日本人走了,我们回家。山是我们的,永远是。”
曹大林看着那些符号,仿佛能看到当年鄂伦春人躲在这里,听着外面日本人的脚步声,心中充满恐惧和愤怒,但依然坚信:山是我们的,永远是。
“他们后来怎么对付日本人的?”
刘二愣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