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号清晨,曹大林一行人从死亡谷外围的临时营地启程返回主营地。背包里除了这些天狩猎采集的收获,还多了一样沉甸甸的东西——那个油布包裹的日军日记。
路上大家都很沉默,各自想着心事。死亡谷的经历、日军的骸骨、那本神秘的日记…这些都出了他们日常狩猎采参的范畴,触及到了历史的深处。
中午时分,他们回到了主营地。杨帆和李干事已经回来了,看到他们平安归来,都松了口气。
“曹主任,你们可算回来了!”
杨帆迎上来,“这几天我们联系不上你们,担心坏了。”
“死亡谷里没信号,”
曹大林简单解释,“我们没事,就是…有些现。”
在斜仁柱里,大家围着火堆坐下,曹大林把死亡谷的经历详细说了一遍,重点说了日军骸骨和日记的事。
杨帆和李干事听得目瞪口呆。杨帆拿起那个油布包裹,小心地翻开日记本,看着那些日文和地图,眉头紧锁:“这可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得赶紧上报。”
“上报给谁?”
曹大林问。
“文物部门,或者地方志办公室,”
杨帆说,“日记里可能记载了抗战时期日军在兴安岭的活动,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但莫日根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些东西,要不要动,得想想。动了,可能引来很多人,破坏死亡谷的安宁。”
这话有道理。一旦上报,文物部门、历史学者、甚至媒体都可能蜂拥而至。死亡谷那个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可能被破坏。
“而且,”
吴炮手补充,“如果真有金矿标记,可能会引来偷采的人。这些年为了金子破坏山林的事,不少见。”
曹大林陷入两难。从国家角度,应该上报;但从保护山林的角度,上报可能带来麻烦。
“要不,”
曲小梅提议,“咱们先把日记翻译了,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什么,再决定?”
这个提议得到大家赞同。但要翻译日文,得有懂日文的人。在场的人里,只有莫日根老人因为特殊经历会一些日文。
“我试试,”
莫日根接过日记,“我小时候,跟一个日本老师学过一点。但几十年没用了,可能认不全。”
老人戴上老花镜,凑到窗边光亮处,开始一页页地看。日记用的是钢笔书写,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他看得很慢,不时停下来想,有时摇摇头。
大家安静地等着,没人催促。这是历史在说话,需要耐心倾听。
看了约莫一个时辰,莫日根放下日记,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缓缓开口:
“写日记的人叫山口次郎,是日本关东军地质勘探队的技术员,不是战斗人员。昭和十九年——就是1944年,他们的队伍被派到兴安岭找矿。”
老人继续说,语气低沉:“日记开头很平常,记录每天的工作:找矿、取样、绘图。但越往后,语气越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