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煤商,手里握着李卫的令。而李卫这个人,是连巡抚的面子都不给的。
接下来的十天,陈文强把煤老板盯工程的那套本事发挥到了极致。
他每天早上卯时准时出门,五座闸挨个查。闸板磨损多少,启闭机是否灵活,闸底的淤积有多深,闸墙的裂缝是旧伤还是新痕——他全记在那张表上。他不会画工程图,但他会打比方。
“你看这个闸板,”
他指着上津桥闸的主闸板,对负责的闸夫老周头说,“就像我们家的大门,门轴歪了,关门就得用肩膀顶。一次两次行,一百次呢?门框都得撞裂。”
老周头管这座闸三十年了,头一回听到有人用这么糙的话把道理讲得这么透。他咧着嘴笑:“陈员外,您这话糙理不糙。可咱跟上面说过多少回了,没人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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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没人听,现在有了。”
陈文强拍了拍他的肩膀,指了指站在不远处、正蹲在地上画草图的陈乐天,“我儿子,专门给你们画个新闸板的图样。不用整块木料,用榫卯拼接,坏了哪块换哪块,省料省工。”
陈乐天抬起头,冲老周头笑了笑。他手里的炭笔在粗纸上飞速移动,画出的榫卯结构图虽然线条稚拙,但每一个尺寸都标注得清清楚楚。这本事是在煤矿上练出来的——当年矿上的木匠是个哑巴,陈乐天为了跟他沟通,硬是学会了画图。
老周头凑过来看了一会儿,忽然“扑通”
一声跪下了。
“陈员外,陈公子,”
老头儿眼眶红了,“你们是头一遭来闸上、不嫌脏不嫌臭的官人……不,你们不是官人,你们是好人。咱这三十年的苦,总算有人知道了。”
陈文强赶紧把他扶起来。他这人有个毛病——见不得老人哭。当年在煤矿上,一个老矿工在他面前哭诉矿上拖欠工资,他当场就拍了桌子,第二天带着一车人把矿主堵在了办公室里。
“老周头,别跪。我不吃这套。”
他把老人扶到石墩上坐下,“你跟我说实话,这五座闸,最要命的问题到底是啥?”
老周头抹了把眼泪,压低声音:“员外,闸是死的,人是活的。闸坏了能修,可人心坏了,修不了。”
他告诉陈文强,这些年修闸的银子,十成里能有三成用到闸上就不错了。上面的书吏吃一道,下面的工头吃一道,到了工匠手里,连糯米浆都买不起,只能用黄泥凑合。修出来的闸,看着像那么回事,一场大水就现原形。
“而且,”
老周头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有些人是故意让闸坏的。闸坏了才有银子修,有银子修才有油水。这五座闸,就是个银窖,谁都不愿意它好。”
陈文强听完,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了煤矿上的“透水”
事故——有些矿主为了骗保险,故意挖穿含水层。死人、哭喊、调查、赔偿,然后一切照旧。人性这东西,从古至今,没变过。
“乐天,”
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回去告诉你二叔,让他从账上支五百两银子,买糯米、买石灰、买砂子。咱们自己备料。”
陈乐天愣了一下:“爹,这不合规矩吧?修闸的银子是官库出的——”
“官库出的银子,能到闸上的有几两?”
陈文强打断他,“我不是做善事。我是算过账的——闸修好了,漕运顺畅,咱们的紫檀木料从京杭大运河南下,运费能省三成。三成,你算算多少银子?”
陈乐天算了算,笑了:“爹,您这算盘打得响。”
“废话,”
陈文强也笑了,露出一口白牙,“我是商人,不是菩萨。”
消息传得比预想的快。
第三天,李卫的师爷周庸就出现在上津桥闸的工地上。周庸是绍兴人,精干瘦小,一双眼睛像钉子一样锐利。他在工地上转了一圈,看了看陈家自备的料堆——上好的糯米、细筛过的石灰、从镇江运来的河砂——又蹲下来看了看陈乐天画的榫卯闸板图纸,最后走到陈文强面前。
“陈员外,”
周庸拱了拱手,语气不咸不淡,“臬台大人让我带句话。”
陈文强放下手里的铁锹:“请讲。”
“‘你陈文强要是把苏州的闸修好了,本官就敢把江南的河都交给你。’”
这句话说得云淡风轻,但陈文强听出了分量。李卫这是要把他从“干脏活的”
变成“干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