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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子（第2页）

“也只是在牛津大学学习时有来往，后来就很少会面了。你和他经常见面吗？”

“我在安哥拉驻扎的时候见过他一两次。”

“你是否喜欢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既聪明又慵懒散漫的人。”

卢瑟福微微一笑：“他确实非常聪颖机智。上大学时，他的表现一直非常出色。遗憾的是不久后爆了战争。他是学生会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得过许多奖，其中还有一项是划船队员的蓝色荣誉。在我所见过的业余钢琴家中，他也是最优秀的。他真真切切是一个了不得的全能型人才，我们都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总理候选人。然而，说实在的，我离开牛津后，就再也没有听说任何关于他的消息了。他的事业肯定是被战争阻断了，那时候他还是年轻的小伙子，我估计他是去参军了。”

“也许他被炸弹所伤，又或者遭遇了别的事情。”

怀兰回应道，“但这也不是很严重。他过得挺好，还获得了法国授予的特等勋章，我认为在这之后他在牛津大学生活了一段时间，担任研究员。据我所知，他在1921年到东方去了。他会好几门东方的语言，所以他非常顺利地找到了工作，后来他还做过好几种不一样的工作呢。”

卢瑟福咧嘴一笑：“这样看来，一切的解释都显得非常合理。历史绝不会把破解情报密码所获的巨大成果公之于众，也不会把公使馆饮茶谈话时争论的内容透露出来。”

“他不是在外交部任职，而是在领事馆工作。”

怀兰严肃地提醒。此刻的他明显是无意为之，对于卢瑟福的玩笑话，他也没有反驳。这时候，卢瑟福站起身来准备离开，他对此不作挽留。时间确实挺晚了，我也向大家告别。怀兰依然一副文质彬彬、自视甚高的样子，桑德斯则表示期待再次与我们相见。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急急忙忙地赶去乘坐横穿大陆的火车。在等待出租车的间隙，卢瑟福向我提议到他下榻的酒店消磨时间。他说，我们可以在他房间内的小客厅里聊天。我愉快地同意了。他说：“好的，如果你乐意，又对康维这个人有兴趣，我们可以聊一聊关于他的事情。”

我不了解康维，但是我对他感到十分好奇：“在我大学第一学期完结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曾经对我关怀备至。我是大学里的新人，我想不出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友好。尽管他做的都是很普通的琐碎小事，但是我一直念念不忘。”

卢瑟福非常认可我的说法：“是的，即使那么久以来我很少与他见面，但我依然很欣赏他。”

之后我们都没有说话，那段沉默的时间令人尴尬。显然我们都在回忆那个对我们造成深刻影响的人，这种影响之深，并非一时半会可以用几句话说清楚的。自此之后，我经常感受到康维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便在公众场合与康维短暂地接触过，也会对他难以忘怀。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当我还处在崇拜偶像的年龄时，我便知道他了，因此，记忆中的他总是那么浪漫而且富有特色。他身材魁梧，面容俊俏帅气，他是学校的运动健儿，总是轻而易举地夺下多种奖项。感性的校长曾经称赞他为“光荣的”

康维，他取得的卓越成绩足以般配他获得的这个称号。我还记得他曾经是学校里最受同学们欢迎的演员，还在毕业典礼上以一口流利的希腊语进行演说。康维才艺出众，俊朗洒脱，智慧与能力完美地结合，他就像是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社会上出现的非凡之人，又如菲利普·西德尼那样优秀卓绝。这是当代文明难以造就的人才啊。

我把我的观点向卢瑟福全盘托出，他回答道：“事实确实是这样。对于那些学识丰富但不精深的人，人们经常使用‘半桶水’这种意思不好的词来描述他们，比如说怀兰，他就会用这个词来形容康维。我对怀兰的为人不感兴趣，他道貌岸然，骄傲自大，使人难以忍受。不知道你有没有现，他对名与利的追求十分强烈，他口中那些‘人们终究会获得他们应有的荣耀’，‘不会透露这件事’，就好像皇帝要到圣多美尼克教堂来一样。我鄙视这样的外交官员。”

我们驾驶着汽车沉默地穿越了好几个街区。他继续说：“无论怎样，我没有白白浪费这一个晚上。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我曾经听说过桑德斯口中的巴斯库尔事件，但当时我半信半疑，心想这只不过是个古怪的故事罢了，人们不会过于相信，也许这件事能让人相信的只有一个原因。但是如今这两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理由使我对此坚信不疑。你可以现我不轻易相信任何事。我长时间四处游历，我明白这世界上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只要亲眼见到，就肯定相信。如果只是捕风捉影，就不会绝对相信，但是……”

他好像突然觉得对我讲的这些话一点意义也没有，就笑了笑，说：“啊，我非常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不乐意敞开心扉对待怀兰，如同我不乐意为《逸闻》杂志推选一部史诗。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和你推心置腹。”

我说：“你太看得起我了。”

“我可没能从你的书里想到这些。”

我一直没有提到我那相当有技术含量的作家生活（毕竟神经病诊所不像商店那样人人都可以开），可卢瑟福竟然听说过这本书，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向他坦白了我的想法。卢瑟福说：“其实，我之所以对这些很感兴趣，是因为康维曾经被失忆症困扰。”

到达酒店后，卢瑟福便到服务台拿钥匙，当我们到达五楼的时候，他说道：“之前旁敲侧击聊了那么多，事实上，康维没死，起码在几个月前还没有。”

在这短时间内上升着的电梯中谈论这件事情似乎不太合适。所以当我们一迈入走廊，我就问他：“你确定吗？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他一边回答，一边开门：“去年11月的时候，我和他去檀香山旅行，我们乘坐的是同一架日本飞机，从上海出。”

话还没说完他就停了下来，直至我们进门坐下，在杯中倒上饮品，点燃雪茄之后，他才缓缓地开口道：“你也知道，我在去年秋天到中国旅游去了，到处游览。那时候我和他已经有很多年没见面，而且没有通信联系。我也很少会想起他，但是只要我特意回想过去，总是会想起有关他的一切。我在汉口与一位朋友会面后就搭乘北平的火车回来。乘坐火车时，我偶遇了一位女修道院院长，她是法国慈善姐妹会中的一员，个性迷人，富有魅力。她正准备到重庆的一个从属于他们机构的修道院里去。我用我仅会的一点法语和她聊天，她友好地和我谈论她的工作和生活。说实在的，我对普通的教会组织不感兴趣，但是我与大多数人的态度相同，都可以接纳他们。这些天主教徒自觉地处于一个独立的阶级中，至少他们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不会装腔作势，在平凡人面前更不会显出高高在上的样子。顺便说一下，这位院长和我聊天的时候提到了一件事，她说前几个星期有一个人因为伤寒病症进了重庆的教会医院。大家都觉得他来自欧洲，但是病人对自己的情况只字不提，他也没有随身携带的证件可以证明他的身份，他穿的衣服是当地最穷困的人穿的款式。他被修女护士领入医院的时候，病情十分严重。他的汉语说得灵活而通畅，法语也说得相当好，而且这位院长向我再三保证，这位病人在得知修女们的国籍之前，一度使用英语和她们说话，音非常纯正。我对她说，我难以想象那时候的状况，我调侃她说她不了解这门语言，怎么知道这音是否纯正。我们将这件事当作了玩笑话。后来她建议我有空的时候去修道院走一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相当于要我去攀爬珠穆朗玛峰一样。我们在火车到达重庆时互相告别，我的内心感到了一种特殊的遗憾，可是一切终将结束。巧合的是，火车驶出车站一两英里后生了故障，我们费尽周折才被转移回火车站，所以我在这几个小时里又返回了重庆。而后我们得知，就算启用备用的动机，火车也没有办法在12个小时之内送我们到上海，中国铁路上经常生这样的事。于是我在重庆待了半日，最后选择去修道院与那位女院长见面。

“我从来没想过我去那里会受到如此盛情的招待。院长对我的拜访感到十分震惊。以一名非天主教徒的角度看来，我很难理解天主教徒为何可以将严肃刻板和随性舒适的矛盾协调得这么好。可这并没有阻碍修士修女们组建丰富多彩的社团。不久，我看见他们做好了饭菜，入席时，一个中国教会的青年医生坐在我旁边，我们用法语和英语混着聊天。饭后，女院长带我在这所让他们感到骄傲光荣的医院四处游览。我把自己作家的身份告诉他们，他们单纯地想我会把他们的事情写成书。我们经过病床时，那位医生详细地向我说明各个病人的情况。整所医院干净整洁，目光所到之处毫无污渍，可见这家医院的管理做得很到位。我一时忘记了那位神秘的英语音纯正的病人，直至院长告诉我，我们要去探望他的时候我才记起。当时他在睡觉，我只看到了他的后脑勺，不知道为何，直觉告诉我，我应该用英语和他沟通，于是我说了一句‘下午好’，其实我原本想要说的不是这一句。那个病人把脸转过来，回应我说‘下午好’。他的口音听起来确实是经过规范训练的。在我还没来得及惊讶时，就知道他是谁了——即使他的胡子长得满脸都是，样子也变了不少，并且我们很久不曾会面。我非常确定那就是康维。然而，如果我犹豫不定而且不仔细辨认的话，也许我会觉得他不是康维。幸亏我冒昧地向他打招呼叫醒了他。我用他的名字叫他，又告诉他我的名字，尽管他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副丝毫没有认出我的样子，可我还是肯定我没有看错。他的脸部肌肉怪异而轻微地颤动，在很久之前我就观察到了，他的眼睛一如既往地蓝，过去我们在牛津上学时经常开玩笑说他的眼睛像剑桥的蓝色，而不像牛津的蓝色。除了这些，他的独特也使得他不容易与其他人混同，他为人亲切，容易令人一见如故。修道院院长和医生见到这一幕都非常兴奋，我向他们表示我知道这位病人，他是我来自英国的朋友，现在他无法认出我也许是因为他失忆了。他们非常震惊，但也同意我的说法。后来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讨论他的病情，可是他们对他能够在失忆的状况下来到重庆感到费解。

“简单来说，我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星期之久，期盼有办法可以恢复他的记忆，可最后失败了。所幸他身体逐渐好转起来，我和他还聊了不少趣事。

“在我向他分别说明我们的身份时，他从容地接受，不反对也不反驳。还依稀透露出一种激动的情绪，而且看起来很乐意和我交流。我向他提出带他回家的请求，他轻描淡写地表示同意。我觉得这很有问题，他显然没有表达出他的个人意愿。我抓紧时间安排好一切，打算离开这个地方。由于我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在汉口的领事代办处工作，所以我轻而易举地便办好了护照等相关手续。的确，于我而言，要为康维着想的话，就不要声张这件事，更不能让它刊登在报纸的头版，现在我很兴奋地保证我实现了这一点。不然这一定会造成新闻报道的阻塞。

“我要说明一下，我们并非使用不合法的手段从中国离开。我们先乘坐轮船沿着长江去了南京，然后搭乘火车到达上海，那一天晚上恰巧有一艘开往旧金山的客船，因此我们急急忙忙地坐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