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沐查到我头上,只是时间问题。快则明天,慢则下周,我就会和孙立德一样被带走。”
陶向明的声音依然平静,平静得近乎冷酷。
“我把这些东西留给你,不是为了让你救我,我也救不了了。我是为了让你能活下去。这些东西是你最后的筹码——跟jw谈判的筹码。你有这些东西在手里,就可以争取立功,争取宽大。”
钱伯钧的手终于落在了文件袋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忽然觉得这个薄薄的文件袋比任何矿石都要沉重,重得他几乎拿不起来。
“为什么是我?”
他问,声音沙哑。
“因为只有你还活着。”
陶向明站起身,走到钱伯钧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孙立德完了,宋远志完了,高明楼早就完了。我下面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倒。现在还能站在外面的,只剩下你了。”
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下去,沉到几乎是耳语的程度,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伯钧,我这一辈子在河岳经营的一切,到头来都化成了灰。但是那些煤矿还在,那些矿工还在,河岳还在。”
“你如果还有一点良心,就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不要让后来的人再走我们的老路。”
钱伯钧愣愣地看着陶向明。他认识这个人二十三年,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这样的话。
陶向明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一个算无遗策的老大,一个永远能比对手多想三步的棋手,一个在权力的牌桌上从不失手的赌神。
但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只是一个满头白发、眼袋浮肿、眼角爬满了皱纹的老人。
“陶主席,您是不是……”
钱伯钧艰难地开口,“您是不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陶向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走到落地窗前,背对着钱伯钧,望着外面的大雪。
雪已经积得很厚了,屋顶上、车顶上、树枝上,到处都是一片素白。
远处的矿区在雪幕中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那些煤矸石堆成的黑色山峰被雪覆盖了一半,黑黑白白的,像一幅没画完的水墨画。
“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陶向明忽然问。
钱伯钧没有说话。
“七年前那起矿难。”
陶向明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窗外的风声盖过。
“高明楼给我打电话,说下面出事了,我当时脑子里第一个念头不是救人,不是善后,而是怎么把这件事压下来。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妥善处理’。这四个字,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钱伯钧握着文件袋的手开始发抖。他太清楚那起矿难了,因为那些死去的矿工的封口费,就是他从兴岳集团的账外资金里拿的。每个死者家属拿了二十万,签了保密协议,从此再也没人提起那件事。
“二十万一条命。”
陶向明像是在自言自语,“我陶向明在河岳呼风唤雨了这么多年,到头来一条命就值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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