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上级,罪名是窃取组织内的资金。
处决前一夜,那个女人对他说了一番话。
施特劳斯复述给我听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背诵一份电报:
“你父亲不是不给笔记,是他现了药房在测试毒气抗性——用孤儿。我们是证据。火灾是清理。”
他顿了顿,继续复述:
“这次处决不是真的,但我必须死。我已经受够了这里。他们预算你会放弃处决以表对上级的忠心。但请务必动手,然后活着回伦敦,找到一个叫‘七弦会’的地下组织。”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沉默了很久。
“她没有解释为什么。”
他说,“我也没问。”
我理解这种沉默。
当一个将死之人告诉你一件事,你不会去追问细节,不会去质疑真伪,不会去想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告诉你这些。
你只会记住。记住她说的话,记住她说这些话时的表情,记住她把这句话交给你的时候,你心里的那个声音——
她在给你一条命,用她自己的命。
施特劳斯完成了处决。
然后在药房最高领导人暴怒之前,从开罗逃了出来。
从开罗到伦敦,他走了三个月。
不是距离的问题——开罗到伦敦,坐船不过几周。
他走了三个月,是因为药房派出了三波追击者。
他在欧洲大陆上辗转,穿过沙漠,越过海峡,从一个城市躲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假身份换到另一个假身份。
那三个月里,他试过联系德国领事馆。
他以为领事馆是中立的地方,以为那些挂着帝国鹰徽的建筑能给他提供庇护。
他不知道的是,从他踏上逃亡之路的那一刻起,七弦会就已经注意到了他。
他所有的联络方式,都被我们切断了。
不是出于恶意。
是因为我需要看他被逼到绝路之后,会做出什么选择。
他的选择是:不回头。
他没有向药房投降,没有试图联系任何过去的同僚,没有用任何“可能有用”
的情报去换一条生路。
他只是跑,只是藏,只是等。
等一个他不知道是什么的机会。
那天晚上,在德罗斯公寓里,施特劳斯站在我面前,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想要什么?”
我说:“我想要你知道的东西。”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开始说。
他说了药房的运作方式——那些表面上是企业安保、实际上是政治暗杀的灰色链条。
说了他们的训练内容——毒药抗性、格斗技术、心理塑造、忠诚度测试。
说了那些被用来做“抗性研究”
的孤儿——和他一样的孩子,有些活着出来了,有些没有。
他说了很多。
但我注意到,他没有提到那本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