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七月十五,清晨。
苏文茵在天刚亮的时候就醒了。
她躺在那间小屋里,听了一会儿窗外的鸟鸣和远处隐约的鸡叫声。这屋子比她在岚屿住的木屋舒服多了——有床,有被褥,有窗户透进来的新鲜空气。但她没有贪睡,很快就起了身,利落地梳洗完毕,把那串钥匙揣进怀里,推门走了出去。
清晨的宅院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气里。天井中那棵老桂花树的叶子上挂着露珠,在微光中闪着细碎的光芒。灶房的方向传来柴火燃烧的噼啪声和米粥沸腾的咕嘟声,已经有仆妇在准备早饭了。
苏文茵穿过天井,朝东边走去。东厢房后面有一条窄窄的甬道,尽头是一扇厚重的木门,门上挂着一把老式的铜锁——正是那串钥匙中的一把能打开的。
她拿出钥匙,对准锁孔。铜锁有些发涩,她转了两次才转动。门开时发出一阵沉闷的吱呀声,像是很久没有被打开过了。
门内是一间不太大的库房。光线昏暗,只有高处一扇小窗透进来一道窄窄的光束,照在空气中飞舞的浮尘上。苏文茵站在门口适应了一下光线,然后看清了屋里的陈设——
靠墙立着几排木架,架上放着大大小小的木箱和瓷坛。墙角堆着一些卷起来的草席和麻袋。屋顶的梁上挂着几串干辣椒和玉米,已经落了一层薄灰。
看起来就是一间普通的农家库房。
但苏文茵的目光落在了那些木箱上。她走到最近的一个木箱前蹲下,箱子没有上锁,她掀开箱盖——里面是一叠叠泛黄的账册,纸张有些潮,但保存得还算完整。她随手拿起一本翻了翻,顿时愣住了。
这不是普通的田间收支账册。上面记录的货物名称、来往地点、银两数目,明显超出了农家日常所需的范围。某页上写着:“四月,送南货一批,经赣州转运,支银七十三两。”
某页上又写着:“八月,收药材若干,分三处存放,已清。”
日期是从同治末年开始的,一直记到现在,间隔有疏密,但从未中断过。
苏文茵合上账册,又打开旁边几个箱子。里面装的是一些包装完整的药材、几捆铁钉和铜线、一包用油纸裹得严严实实的白色粉末——她小心地拈了一点闻了闻,是石灰。还有几大捆麻绳和蜡烛,码放得整整齐齐。
她站起身,在库房里走了一圈,目光扫过每一样东西,心里飞快地做着评估。药材看品相是三年以上陈货了,铁钉生了薄锈,铜线崭新如初,石灰受潮结块了一部分。这些东西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陈老爷把它们分类分装、封存备用的习惯——这个人做事细致,目光长远,从来不等到需要用的时候才去准备。
苏文茵从怀里掏出本子和笔,开始逐一记录。物品种类、数量、位置、保存状态,全部写得清清楚楚。她写得很慢,每一样东西都要认真查看过才落笔,偶尔用手捏一捏药材的硬度,或者对着小窗的光线照一照铁钉的生锈程度。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她的本子上已经记了满满三页。她正要走到下一排木架前查看时,听到门口传来脚步声。
她回头,看见陈老爷端着一碗茶站在门口,正默默地看着她。
苏文茵放下笔,起身行礼:“陈老爷。”
老人走进来,把茶碗递给她:“喝口水。查了这么久,辛苦了。”
苏文茵接过茶碗道了谢,却没有立刻喝。老人看见了她手里的本子和摊开的账册,目光淡淡地扫了一遍那些记录的内容,然后微微点了点头。
“看出什么来了?”
他问。
苏文茵斟酌了一下措辞:“这些东西,不是一两年攒下的。药材铁钉铜线绳子蜡烛,都是平时一点点备下的,按品类分放,按用途归类。这说明陈老爷这些年一直在做……长期的准备。”
“什么准备?”
苏文茵沉默了一会儿:“安身的准备。”
老人看了她一眼,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他走到那排装着账册的木箱前,弯腰抽出一本更旧的,翻到某一页,递给她。
“你看看这一页。”
苏文茵接过账册,低头看去。那是一页手写的清单,墨迹已经发褐,纸张边缘卷曲发脆,显然有些年头了。上面列着几行字——
“同治七年,秋,收留从南京逃出者六人,安置于西村。”
“同治九年,春,接南昌信报一件,知悉某船失事,即派人前往打探。”
“同治十年,冬,往长沙送一批药材,途经岳州,遇关卡盘查,绕道三日方过。”
苏文茵的目光在“南京逃出者”
几个字上停了下来。同治七年,太平天国已经灭亡三年了。那些从南京逃出的人,很可能是当年天京陷落时侥幸脱身的残余。而陈老爷在这偏远乡间,默默收留了他们。
她抬起头,看向老人。
老人没有解释,只是把账册收回来,放回箱子里:“这些东西,你看过了就烂在肚子里。不用写进你的账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