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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2章 货币与文明（第2页）

新建的杭州格致院，秦刚把它安排在凤凰山的万松岭。唐时在这里初建的报恩寺此时还保存了主要的殿堂，僧人早已不在。依其旧址改建，并命名为万松书院。其实他只是把历史要到明朝才会建的万松书院提前诞生于此。

关于万松书院的师资力量，秦刚一点都不用担心。两浙本就是人文胜地，传统儒学无需担心，而格致新学则有流求格致院为后盾支持，也不会有大的问题。只有书院山长一职，责任重大，又需极富声望之人才合适。

秦观听说后哈哈一笑道：“此事不难！此时在这杭州城中，正有一人最适合做这山长！”

秦刚喜道：“既是老师推荐，自是不会有偏差，不知会是哪位大贤？”

秦观道：“杭州钱塘，清真居士周邦彦！此前他在京城任卫尉少卿、宗正少卿，却因不满蔡京专政，而上书乞假回了杭州，这不就是正好吗？”

秦刚听后便是喜出望外：

周邦彦，字美成，乃是与秦观齐名的婉约词大家，但他不似苏轼、秦观他们在词意内涵方面的开拓，却在作词的艺术形式、用字技巧方面都堪称集大成者，在总体创作上体现出了兼容并蓄，拮长弃弊的诸多成就。

而且周邦彦在诗词之外的赋文创作能力极佳，其成名作《汴都赋》，就曾获得“一赋得三朝帝王之眷”

的美誉，并且书法造诣也极深。

周邦彦一直勤于读书学习，其观点虽偏向于新党，但亦与旧党诸人交情颇好，并在蔡京得势之后，不愿与其合流，更在士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书院山长，本来就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职能。真正负责进行实施并推进秦刚在文化变革推进的关键举措，便是另一件大事——随着万松书院成立而创刊的学术期刊《文明》。

期刊的名字是秦刚深思熟虑之后确定的，而主持这份期刊的主编者，无疑还得是目前正在流求的乔襄文，包括他手下的一批精兵强将。

《文明》之刊名，取义于古籍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一句，意从文化传承、开窗见明的角度，研究并传授所有可用来认识和适应世界、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明创造的知识总和，这也成为了万松书院的主体精神以及追求目标。

当然，这也得益于大宋时代对于学问研究及教育理念中的开放精神。

虽然此时，无论官学、私学，都围绕着科举的中心目标，提倡“学而优则仕”

的教育理念。但是大宋文人并不满足于经典文字考据中的因循守旧，他们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与拓展，融入了更多的佛家、道家的哲学思想，其代表人物从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人开始，再到程颢、程颐两兄弟，开创了理学的概念。

大宋理学对于“理”

的研究，并非只是虚无缥缈的思想与哲学层面，更是包含了对于宇宙的成因、本质以及各种客观规律、科学定理的思考研究。

同样，由王安石所创立的荆公新学，也是基于他们的政治目标，先提出了“天人不相干”

的思想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继而提倡调查和“体验”

，主张学而知之、勤思好学的反映论。最终反映在他们主张用经义、论、策代帖经、墨义以取士，培养可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实用型经世人才的选拔体系。

而虽然在教育取士理念上与之相对的苏轼等人，同样追求对于“道”

的本质追求。苏轼同样是一位集儒释道精华思想于一身的思想大家，他遵从客观事物的规律，无论写诗、行文还是施政，都要与客观世界保持一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正是因为有着这些先贤大儒的亲身实践，秦刚在推行“格致之学”

的过程中，才没有被世人视为“旁门左道”

，甚至在最初就得到了大家苏颂的担纲鼎举，至少在东南一带，俨然已成为一门可立足的实用学问。

结合之前的勋章机制，在乔襄文的建议下，《文明》创刊号行时，便公布了特有的署名勋章规则：

凡投稿论文者，按“下中上”

三等评定：下等不采用且不退稿，中等退稿并回复相关修改意见，上等可表；

能表的文章亦有“初中高”

三等评定：初等表不积分，中等积一分，高等直接颁一星勋章。此外，凡积三分者，可兑一枚一星勋章，三枚相同勋章可晋升一星，最高勋章为五星。

“倘若有人满了三枚五星勋章后怎么办？”

乔襄文问道。

“哈哈！哪能那么容易获得高等论文评定？一枚五星勋章，算一下至少要有八十一篇高等论文。能有三枚，便为大神，无论是你这主编、还是我那万松书院名誉山长之位、还有什么终身教授之位，他想要什么就能给他什么！”

“确实！”

乔襄文恍然大悟。

在《文明》创刊的同时，杭州专营局十分低调地成立了，开始接受具有实际生产与经营价值的新明、新技术的专利专营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