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菊花从北京回来的那天,吴良友提前半小时就到了火车站。
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新衬衫,正是吴语托王菊花带回来的那件。
衬衫是棉麻混纺的料子,挺括而透气,带着一股新衣服特有的清爽气息,像夏天的棉被在太阳下晒过的味道。
领口和袖口都熨得平整,边角的走线针脚细密,一看就是认真挑过的牌子。
蓝色很正,是那种晴空万里时的淡蓝,把他鬓角的白发衬得没那么明显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像是被那抹蓝色提亮了几分。
早上出门前他在穿衣镜前照了照,王菊花在视频通话里看到了,说了一句“你穿这件衬衫至少年轻了十岁”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像是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她的满意。
吴良友当时还笑着说“你太夸张了”
,但出门前又忍不住在客厅的穿衣镜前多看了一眼,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吴良友站在出站口的护栏旁,手里握着车钥匙,看着头顶悬挂的电子显示屏上那趟从北京开来的高铁的到站时间。
显示屏上红色的数字一格一格地跳动——离到站还有七分钟、六分钟、五分钟——每一次跳动都带着轻微的电流声,像时间被切割成等份的片段,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
他整了整衣领,又把袖口的扣子扣好,像个要上台领奖的年轻人,手指摸了摸衬衫第二个扣子的边缘,确认它扣得端正。
出站口的大铁门哗啦啦地拉开了。
旅客们拖着拉杆箱鱼贯而出,有年轻学生背着双肩包匆匆跑过,有老人拎着大包小包慢慢挪着步子,有情侣牵着手有说有笑地走在人群中。
吴良友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了王菊花——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外套,那件外套是他们结婚十周年时他买给她的,每年冬天她都会穿,袖口的扣子换过一次,但颜色依然鲜亮。
她拖着一个黑色拉杆箱,头发是出门前新烫的,微卷,在车站的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她看到吴良友站在护栏旁,脸上绽开笑容,那笑容是她特有的——
嘴角上扬的幅度不大但眼睛弯成了月牙形,眼角挤出细细的鱼尾纹,每一根都像是被她的好心情撑开的。
她快步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落在那件浅蓝色衬衫上,伸手摸了摸袖口的针脚,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就说这个颜色好看。吴语挑衬衫的眼光比他爸强多了——你在商场里只会买灰的黑的,穿上跟老干部似的。”
“我就是老干部。”
吴良友接过拉杆箱,箱子比他预想的沉了一些,“里面装了什么东西?这么重。”
“你儿子的书。他说北京的书店有几本专业书省城买不到,让我带回来,说地质调查院的图书馆里没有,他要用。”
王菊花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进去,系好安全带,“吴语还好吗?瘦了没有?实验室忙不忙?”
“瘦了。比我上次去看他时又瘦了好几斤,下巴都尖了,颧骨也高了。实验室里天天加班到晚上十一点,导师说他明年毕业没问题,论文已经投了两篇,一篇录用了,一篇还在审。他还说他导师想让他继续读博士,他有点犹豫——想早点工作挣钱,又想继续深造。我跟他说不着急,你爸供得起你,你想读就读。”
王菊花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吴良友,“这是吴语给你的信。他说有些话不好意思当面说,就写在信里了。他说你看了别笑话他。”
吴良友接过信封。
牛皮纸信封上写着“爸收”
两个字,字迹工工整整,一笔一画都写得认认真真,横平竖直,撇捺舒展,跟吴语大学时那种歪歪扭扭的字体完全不一样了,像是花了不少心思练过的。
他用手指捏了捏信封,里面只有薄薄的两页纸,轻得几乎没有重量,但封口处用胶水黏得严严实实。
他没有急着在车里拆开,而是把信封放进衬衫胸前的口袋里,隔着衣料能感觉到信封的一角轻轻抵着胸口。
他发动了车子,驶出停车场。
一路上王菊花絮絮叨叨地说着在北京的见闻——吴语实验室的导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讲话慢条斯理但每句话都切中要害;食堂的饭菜比上次去时好吃了,多了几个南方菜窗口;学校门口那条街又开了好几家新店,其中一家卖驴肉火烧的排队排得老长。
吴良友一边开车一边应着,手里握着方向盘,目光看着前方的路,心里却时不时地飘向胸前口袋里那封信。
他想着吴语会在信里写什么,从小到大那小子没跟他写过信,连大学期间都是打电话发微信,这次突然寄信,是有重要的事还是只是想说点什么?他越想越觉得那段路变得特别长。
回到家,母亲正坐在客厅的藤椅上看电视,手里攥着遥控器,电视屏幕上正播着一档地方戏曲节目。
看到王菊花进门,她颤巍巍地站起来,拉着王菊花的手问北京冷不冷、吴语瘦不瘦、食堂吃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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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婷也在,从厨房探出头来叫了声“吴叔叔好”
,又缩回去继续择菜了,她手里那把芹菜在她指间翻飞得很快,一看就是常干家务活的。
王菊花把行李箱拖进卧室,拉链拉开,里面除了换洗衣物,果真还有几本厚厚的专业书,书脊上印着《变质岩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原理》《矿床学》等字样,书页的边缘有些卷了,像是翻过很多遍。
吴良友看着那几本书,书脊上的磨损痕迹让他想到吴语在北京图书馆里熬夜查资料的样子。
他走进书房,关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