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
王菊花的声音变得紧张起来。
“良友,你到底去哪里?为什么联系不上?你是不是又要去做什么危险的事?”
“不是。就是去一个信号不太好的地方。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吴良友强迫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些。
“菊花,等我回来,我们一家人去旅游。去云南,去大理,去丽江,去你一直想去的地方。”
“你每次都这么说。”
王菊花的声音哽咽了。
“良友,我嫁给你二十年,你从来没有带我旅游过。每次都是‘等忙完这阵子’,但你的‘这阵子’永远忙不完。我有时候想,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陪我们,你心里只有你的工作,你的案子,你的官位。”
吴良友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他知道王菊花说的是气话,但气话里藏着真话。他确实亏欠她太多。
“菊花,这次是真的。等我回来,一定带你们去。我誓。”
“好。我等你。你要平平安安地回来。”
王菊花的声音软了下来,带着一丝认命。
“良友,我不求你当多大官,只求你平平安安的。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和妈、吴语怎么办?”
“我答应你。”
挂了电话,吴良友靠在沙上,闭上了眼睛。
王菊花的话还在耳边回响——“你心里只有你的工作,你的案子,你的官位。”
她说得对吗?
他不知道。
他知道的是,他确实放不下这些事。
不是为了官位,是为了良心。
父亲说过,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他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
但王菊花说得也对。
他亏欠她太多,亏欠母亲太多,亏欠吴语太多。
等这一切结束,他一定要好好补偿她们。
窗外,维多利亚港的灯光渐渐稀疏了,夜已经深了。
吴良友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城市,心里默默说了一句:菊花,对不起。等我回来。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正站在酒店对面的天桥上,远远地看着他房间的窗户。
她的手里握着一部旧手机,屏幕上是一条编辑了一半的短信:“吴良友,别去缅北。那里有陷阱。”
她盯着这几个字看了很久,最终还是删除了。
她不能阻止他。
他有他的使命,就像她有她的使命一样。
她转身走下天桥,消失在霓虹灯的光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