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主街。
上午九点。
陈默的新三师第七团沿主街两侧散开清扫。战斗结束不到十二个小时,城内还有零星枪声——不是大规模抵抗,是落单的日军溃兵藏在民房里不愿出来。三五个人一组,端着步枪挨家挨户查。
主街两侧的铺面十间塌了六间。木结构的楼面被炮火掀掉屋顶,断梁横在门口。青石板路面上弹壳和碎瓦混在一起,脚踩上去嘎吱作响。电线杆歪了七八根,电线垂在半空,像晒衣绳一样从街这头拉到那头。
有人在看。
不是大批的人。是一个两个。从巷子深处探出半个身子。或者从二楼没有玻璃的窗户后面露出一截额头和两只眼睛。
他们不出来。
日军占了九江一年零三个月。一年零三个月里,“中国军队”
这四个字对九江百姓来说只存在于传说里。有人说赣北绥靖公署在南昌搞了大动作。有人说有个姓刘的军长在修水那边囤了十万兵。但传说归传说。城门上挂的还是膏药旗。巡逻的还是黄皮鬼子。粮店的米还是日本商人在卖——一斗米换一天劳力。
现在膏药旗没了。城门上的旗换了。但这些人不敢信。
他们看过太多次“光复”
。每次光复后面跟着的是“撤退”
。撤退后面跟着的是日军的报复。报复落在谁头上?落在那些欢迎光复军队的百姓头上。
所以他们看。不出来。不说话。只是看。
陈默走在街口。他穿着灰蓝色的棉军服。领章是上校。军帽帽檐下面那张脸很年轻——但眼角已经有了细纹。不是老。是从永城打到赣北这一路,熬出来的。
他停下脚步。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老太太。站在一间烧塌了一半的布店门口。门板只剩一扇。另一扇不知道去了哪里。门框上的漆剥成一条条卷曲的皮。老太太头全白了。花棉袄。黑布裤。脚上是自己纳的千层底布鞋。她靠着门框站着。手里攥着一根竹杖。不走。不跑。就站着。
一个排长从她门前经过。排长停下来。转头看了她一眼。
“老人家,屋里有人吗?要不要帮忙?”
老太太看着这个排长。看了很久。目光从军帽看到领章,从领章看到袖口,从袖口看到绑腿。然后往上回来——看到那张脸。年轻的。黄黑的。颧骨高。嘴唇干裂。——是川军的长相。
“你们还走不走?”
排长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那是一种混杂着错愕和一丝被误解的委屈。他或许想拍着胸脯保证,或许想大声宣告,但看着老太太那双浑,浊的、仿佛已经见惯了生死离别的眼睛,所有话都堵在了喉咙里。他深吸一口气,用一种近乎誓的语气,一字一顿地说:“老人家,不走了。这次,是咱们川军,打跑了龟儿子,真不走了。”
老太太看着他,那张年轻、带着川地口音的脸,和她记忆里那些来了又走的军队面孔重叠又分离。她那双浑浊的眼睛里什么表情都没有,不是不信,也不是信了,而是一种被掏空了希望后的麻木。她极其缓慢地点了点头,仿佛这个动作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然后她转身回屋了。
排长站在原地。嘴张了张,没说出什么。然后他回头看陈默。
陈默站在十步之外。他什么都看到了。
他没开口安慰排长。没说“慢慢来”
或者“他们会信的”
之类的话。他只是想起了刚进赣北那天,刘睿在石门楼指挥所里说的一句话——
“让他们知道赣北换规矩了。”
换规矩。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面旗子换另一面旗子。是要让那个老太太下一次看到中国军队时,不再问“还走不走”
。
这需要时间。
陈默收回目光。冲排长摆了下手。继续往前走。
街角方向又响了一串枪声。短促。三八式的声音——日军溃兵。随即被一阵密集的中正式回击压下去。安静了。
——
南炮台。
上午十点半。
谷良民踩着碎砖进了南炮台的环形炮位群。军靴底下的泥土是湿的——不是雨水。是消防兵浇灭弹药库余火后留下的积水。地面坑坑洼洼。每一个坑都是15o或者1o5炸出来的。
南炮台原有二十四门火炮——十四门七五山炮,十门七五野炮。
现在还能用的——十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