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已经等了三个小时。
窗外的霞飞路已经从傍晚的车水马龙渐渐沉寂下来,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在潮湿的路面上投下橘黄色的光晕。梧桐树的枝丫在灯光下投出交错的阴影,像一张破碎的网,覆盖在人行道上。
偶尔有一两辆黄包车从楼下经过,车夫的脚步声和铃铛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然后渐渐远去,消失在夜的深处。
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堆了四五个烟蒂。
他平时很少抽烟,只有在焦虑到无法控制的时候才会点上一支,但通常抽到一半就掐灭了。
今晚他却一支接一支地点,仿佛那一点点尼古丁能帮他压住胸腔里那股越来越沉重的闷痛。
他每隔几分钟就看一眼腕上的手表,指针走得比他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要慢。秒针一格一格地挪动,像是被什么东西拖住了脚步,每一步都带着沉重的滞涩感。
他从下午五点开始等。
她出门的时候跟他说过,去虹口做一个采访,预计下午四点左右结束,最晚五点半就能回到家。
她出门时穿了一件驼色的大衣,围了一条浅灰色的羊绒围巾,头松松地挽在脑后,看起来像一个去赴约喝茶的普通女人。
她站在门口换鞋时,他甚至还记得她回头对他说了一句:“晚上想吃什么?我回来的时候顺便买。”
他说随便,她便点了点头,推门出去了。
那是下午两点左右的事情。
现在已经快八点了。
他今天下午从一个在巡捕房做事的熟人那里听说了一件事:今天傍晚,虹口通往法租界的几个主要路口全部设了封锁线,宪兵队在抓人。
具体抓什么人,没人知道。只知道动静不小,连法租界这边的巡捕都被打了招呼,说今晚尽量不要往虹口那边去。
那个熟人打电话来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是在聊一件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情:“老兄,今晚别往虹口那边走啊,日本人在搞事情,封锁线拉了好几条路,听说还开了枪,不晓得抓到了没有。”
亨利当时握着听筒,只觉得一股凉意从脚底板一路窜上了头顶。
因为他知道她今天去了虹口。
她知道他知道。她出门前告诉过他。
她说的是“去虹口做一个采访”
,语气平淡,像在说“我去一趟菜市场”
。
他当时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他已经学会了不在她出门前追问太多。她不会说谎,但也不会说出全部的真相。
而他不想逼她说谎。
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默契之上的:他不问,她不说的部分,他就当作不存在。
他可以假装她真的只是一个去虹口做采访的女记者,假装那些晚归的夜晚、那些沉默的时刻、那些她坐在书桌前写到深夜的稿纸,都只是一个勤奋的撰稿人的日常。
他假装得很好,好到自己几乎都要相信了。
可现在,她迟了将近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他站在窗前,把那通电话里的每一个字翻来覆去地想了无数遍。
“封锁线”
“开了枪”
“不晓得抓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