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往年这时候,槐树早就抽了新芽,胡同口那几棵老杨树也该挂满毛茸茸的杨絮了。
可今年到了三月中旬,树枝上还是光秃秃的,只有几片去年枯死的叶子还挂在枝头,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像是被遗忘的纸钱。
而与之相反的却是运冬的风暴却比任何一年春天都来得猛烈。
燕京城里已经彻底乱了套。
高音喇叭从早响到晚,大报糊满了每一面墙,红的、绿的、白的,一层摞一层,旧墨迹还没干透,新浆糊又刷了上去。
红小将的队伍在街头巷尾穿梭不息,有的扛着旗,有的拿着铁皮喇叭,有的押着挂牌子的批评对象游街。批评对象里有头花白的老教授,有穿着中山装的机关干部,有工厂里的技术骨干,甚至还有街道办的大妈——罪名五花八门,有的因为成分不好,有的因为历史问题,有的因为在单位里得罪了人,有的甚至只因为说错了一句话。
所有的学校已经全面停课了,不少工厂都处于半停工半生产的状态,机关的干部三分之一在上班、三分之一在挨斗、三分之一在写检查。
整个城市像一口被煮沸了的锅,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溅出什么来。
而南锣鼓巷也不例外。
巷口的灰墙上贴了十几张大报,有张是批斗街道办一个副主任的,有张是揭隔壁胡同一个老教师“里通外国”
的,还有几张是冲着轧钢厂来的——上面写着“红星轧钢厂必须彻底清算敌对分子”
“隐藏在工人队伍里的坏分子”
之类的标语,落款“红星轧钢厂革命委员会”
。
一个崭新的组织。
红星轧钢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那天,是三月末的一个星期一。
厂门口贴出了一张红底黑字的大报,标题是“热烈庆祝红星轧钢厂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落款是“燕京赤色运动司令部”
。大字报旁边还贴着一张名单,上面列着革委会成员的姓名和职务——主任姓孙,叫孙德胜,正是接替郑成荣的那个工作组组长;副主任有两个,一个是厂里原来的一个副书记,姓孟;一个是方为忠,原来顾长河的人,本来想提拔干保卫处副处长的,被沈莫北给按了下去。
还有几个组长,其中易中海的名字赫然在列。
易中海的名字出现在那张名单上的时候,整个钳工车间都安静了。
徒弟小李从厂门口跑回来,气喘吁吁地冲进车间,在冲床旁边找到了正在换模具的易中海,声音都在打颤:“师父!厂门口贴了名单——您、您是革委会的组长了?”
易中海手里的扳手停了一下。
只是一下,然后他继续拧那颗螺丝,动作跟之前一样稳,脸上的表情也跟之前一样平。他甚至连头都没抬,只是从嗓子眼里“嗯”
了一声,像是在听一件跟自己没多大关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