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十七年的春天,黔州城里柳树还没抽芽,人心已经凉了半截。
新来的观察使韦士宗大人,是拎着两样东西上任的:一箱子兵书,一肚子邪火。师爷赵德顺在城门口迎接时,就觉得这位大人面相不善——倒不是长得凶,是那双眼睛看人时总斜着,像在掂量从哪里下刀比较顺手。
“黔州这地方,”
韦士宗在接风宴上抿着酒说,“山多,蛮多,毛病更多。”
陪坐的几位将领互相使眼色。前任张大人离任时泪眼婆娑,说黔州百姓淳朴得像山泉水,怎么到这位嘴里就成了“毛病多”
?
毛病很快来了。
第三天一早,韦士宗升堂理事,头一件事就是查账。管粮草的刘参军捧着账本还没念完三页,韦大人忽然把茶盏往地上一摔:
“糊涂账!我看你是糊涂虫!”
刘参军愣了:“大人,这账目是经……”
“经什么经?经你手就是问题!”
韦士宗一拍惊堂木,“拖出去,打!”
这一打就打出了问题。刘参军在黔州干了十五年,管粮草从没出过岔子,人缘也好。堂外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有人嘀咕:“新官上任三把火,也不能烧糊涂庙啊?”
主簿李诚看不过去,上前拱手:“大人,刘参军一向勤勉,可否容他申辩……”
“你替他说话?”
韦士宗眼睛又斜起来了,“莫非是同党?一并拿了!”
这下堂上炸了锅。长史周焕起身劝:“大人息怒,黔州地处边陲,将吏本就难求,若动辄责罚……”
“边陲怎么了?”
韦士宗站起来,背着手踱步,“就是你们这种‘边陲论’,惯出毛病!本官在长安时就知道,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最易生乱——治乱世,用重典!”
他说到“重典”
二字时,右手在空中狠狠一劈,像砍头。
从那天起,黔州官署成了阎王殿。今天嫌城门守将巡防不勤,打二十军棍;明天说税吏收税不力,革职查办。最荒唐的是有一回,厨子做的菜咸了,韦大人竟说这是“怠慢上官,其心可诛”
,要打板子。还是赵师爷拼命劝,说打坏了厨子没人做饭,才改成扣三个月俸禄。
赵德顺夜里睡不着,去找周焕喝酒。两人对坐叹气。
“这位韦大人,”
周焕压低声,“不像来治地方的,倒像来报仇的。”
“我打听过了,”
赵德顺苦笑,“他在长安时只是个闲职,憋了十年没升迁。如今外放,怕是要把十年闷气,全撒在黔州。”
“那也不能拿人命撒气啊!”
话音刚落,门外传来喧哗。两人推开窗看,只见衙役押着两个人往大牢去,火光里看清了——竟是下午刚被训斥过的两名文书。
“这又是为何?”